潘道正：从精神分析到性别理论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是弗洛伊德坚定的追随者。20世纪50年代，拉康喊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复兴了已没落的精神分析学。但拉康和弗洛伊德对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截然不同。弗洛伊德是公认的大男子主义者，甚至被女性主义者指责为厌女症患者，其精神分析理论对女性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是女性主义者竭力反驳的对象。拉康则不然，他引入后索绪尔语言学，实现了精神分析学的语言转向，同时也实现了女性主义转向，其精神分析学理论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特别是法国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我”是语言的效用
拉康运用后索绪尔语言和符号理论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进行革命性改造，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精神分析理论。众所周知，索绪尔视语言为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前者是声音意象，后者是概念，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语言的意义源于差异。拉康把这一套理论运用于精神分析。拉康的能指相当于索绪尔的符号，只有在同其他能指形成差异时才能获得意义，而拉康的所指是指“实存的事物”，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我们所能把握的不过是概念化了的现实。
拉康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坚持无意识核心论，认为无意识是决定人的行为和信念的根本力量，但基于语言和符号理论，拉康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首先，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混乱无序的，充满着被压抑的欲望。拉康则认为无意识有着语言一样的结构，只是完全由能指构成，但能指并不指向所指，而指向另一个能指，形成能指链，又因为没有所指，这个能指链失去了稳定性，始终处于漂浮的状态，不停地滑动，不可阻止。由于自我的本质是无意识，它只能是一种语言效果，且在个体进入语言之前就已经存在，等待着人们的分析。又由于在人进入语言之前语言系统就已经存在，所以根本不存在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自我。其次，弗洛伊德虽认为无意识是人所不了解的存在，但仍试图通过一些途径（如口误、梦等）把无意识的东西带入意识，给予人最终把握无意识的可能性。拉康则声称，自我完全不可能认识无意识内容，因为这个“自我”作为“我”自身，只不过是由无意识生成的假象，或者说是一个在语言中生成的幻象。最后，弗洛伊德认为当本我、自我、超我达至平衡时，人的心理就处于健康状态，表现为完整性。拉康则认为人的心理始终处于碎片、缺场、缺失状态，能指无限滑动，欲望是无底的深渊。
按照拉康的观点，作为语言效果的自我要走向成熟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实存界、想象界和象征界。实存界是婴儿最初的状态，一种完整圆满的混沌状态，婴儿尚无区别意识，不能把自身同他人或对象物区别开来。镜像阶段是前语言状态，婴儿开始感知自身，但他的感知是零碎的，无法构想完整的身体。在想象界初期，拉康设定了一个著名的镜像阶段，时间为婴儿出生后6—18个月。婴儿“看”到自身影像，感知到自我同周围世界的分离，开始有边界意识，但边界也意味着同母亲的分离，缺失感由此而生。与此同时，曾经的整体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不安全感。这种分离感、零碎感是痛苦的，婴儿就有了回归整一的要求。于是，婴儿用感知到的意象构建了完整的“自身”。由于婴儿事实上无法感知完整的自身，所以这些意象多是外在的，也不完整统一，只是被错当成了内在的身份，并被想象为完整统一，且没有缺失或缺场。换言之，个体通过把“我”误读为完整充足的，来补偿本已失去的整一。这种设定当然只是幻象。象征界的标志是语言的引入。语言是一套象征系统，填补了缺失，用符号代替缺失的东西，并加以命名，同时终止能指的游戏和滑动，以便获得稳定的意义。人之为人必须进入语言成为言说者，并把“自身”命名为“我”（I），个体作为独立存在的身份才得以形成。
经历三个阶段，在“自身”基础上最终形成的“我”，不过是一种语言的效用。这同弗洛伊德的自我有着根本不同。后者是生理意义上的，是自然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它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规定。拉康的“我”则是后天的建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这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用武之地。
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
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特质是什么？这也是弗洛伊德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他曾俏皮且不无偏见地说：“纵观整个历史，人们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女性本质之谜……你们这些男人也难免为这个问题担忧，至于你们这些女人，则并不适用，因为你们自身就是问题。”
弗洛伊德解开“女性本质之谜”的钥匙是俄狄浦斯情结。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弗洛伊德所谓的女性特质不过是阉割/缺失的效果，女人就是空，甚至是无。拉康非常重视俄狄浦斯阶段，但他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不屑一顾到了鄙夷的地步，直言那是弗洛伊德神经官能症的结果。拉康自己的解释是引入了结构的概念，以文化意义上的菲勒斯取代生物意义上的父亲，把弗洛伊德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三角关系解释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相应地，一些核心范畴也被重新解释。首先是“自我”，作为一种身份，它不再源自遗传倾向，而是作为一种意象和效用的综合而建构起来的，且这些意象取自外部世界，自生命之初开始积累。其次是阉割，恐惧仍是核心要义，但不是来自父亲的惩罚，而是认识到自身同母体的分离，是因感受到不完整、破裂造成的，恐惧的是失去“自我”的连续性。最后是欲望，不再是源自生物性的盲目冲动，而是源自整一心理幻象的根本缺失，它驱动个体不停奋斗，直至找到补偿的方法。显然，这个结构位于象征界，或者说就等同于象征界。
拉康的实存界是混沌状态，婴儿没有区别意识。想象界，婴儿感知到分离，意识到他者，而最主要的他者就是母体（母亲），因此，母亲/他者成了这一阶段的中心。象征界由于语言的引入，菲勒斯取代母亲/他者成了中心。菲勒斯是具有优先权的能指，象征着终极权力，能够赋予他物意义。菲勒斯不属于女性也不属于男性，或者说女性和男性都不能拥有全部。如拉康所言：“主体同菲勒斯之间关系的设定同两性之间解剖学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关系。”菲勒斯以“父亲之法”设立行为规范和欲望的界限，以实现性别差异，同时迫使主体实现社会化，男孩必须认同父亲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女孩则必须认可父亲是她的监管者。两性都经历了象征性的阉割或者说完整感的失落，因此而接受了社会规则。拉康的俄狄浦斯结构内在于每个孩子，在这种结构中孩子必须让他或她的性行为受到特定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律法的制约，以这种方式找到她或他在特定社会中的位置。女性特质因而不过是结构中的一个“位置”，它是被建构的而非基于生物或任何其他内在结构，是可以被介入和改变的。
女性主义，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由此发展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女性所受的精神压迫主要是俄狄浦斯化的结果，而根源自然在婴儿出生前就存在的语言。要想根本改变女性的性别身份，就得从语言着手。由此，开创女性言说和女性书写就成了法国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例如，露西·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如果人们继续说着同样的语言，那么永远就只能是老样子，于是她改变既有语言的线性序列，把精神分析、文学和神话中的要素综合在一起，创造出复杂的言语方式。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女性只要说着公众话语，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菲勒斯。她从19世纪后期先锋派诗歌语言的断裂效果和语意混杂性中获得灵感，试图以婴儿前语言状态的节奏、音调创造出一种无性别差异的语言。海伦·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现行语言都是男权话语，是按照男性/女性对立关系刻意设定的一整套组织严密的等级结构，女性被永远地置于下方低等位置。她主张回到人类声音的节奏、语调，找到一种原初的可以“言说身体”的语言。
这些女性主义者的雄心现在看来很难实现。拉康本人就对女性身份的根本改变持悲观态度：“女性就这样参与了象征秩序，这之中她只是一个对象物，而这正是导致其社会位置具有根本性冲突特征的原因——我得说毫无出路。象征秩序实实在在地淹没并越过了她。”事实上，拉康的理论颇受诟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拉康的性差异理论是一套滴水不漏的体系，人们将会把自己规范化的性差异语言强加给他人，也不论对方实际做了什么。这个结构的历史内容会有变化，但结构本身将永远保持原样。”然而，不管怎样，拉康对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而那些女性主义者的伟大设想尽管怎么看都似乎有些不着调，但也对后现代文学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也许正是创造性思想的作用方式。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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