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木，林中路；今之力，明之义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成立23周年、江苏医学人文事业40周年纪念与2023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周易：象）
林中有路。
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
（海德格尔：林中路）
各位领导、理事、朋友们：
我们今天能够在疫后时期、终于可以勇敢地重聚在一起，召开这样一个特别的纪念会议，总结我们这段值得追忆和怀恋的学会历史，谈谈我的几个想法，心情极度复杂而激越，
“愈近转折，明愈明，暗愈暗，静愈静，每时每刻，愈觉身泰心宁”。
我们用辛勤的劳作、奉献与极大的付出，特别是在座的疾控机构、临床工作岗位以及曾在第一线前沿阵地奋斗的朋友们，值得我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时光并非匆匆；多少苦痛与悲情，掩不没的爱与恨。过去，了去，心影难去！别了的岁月，生就了很多云起波诡的事端，诀别了很多亲密的知己亲故；扰搅了很多习常轮回的生态，变化了很多颐养天年的命运。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刚迈入初叶数度，我们正面对一切可能的事件、存在乃至将发生或遭遇的所有困难与挫折，以及通过努力我们所能够获得的安静与平和，
“生命意义、人生意识和生活动力既来自积淀的人性，也来自对他的冲击或折腾，这就是常在而永恒的苦痛和欢乐本身。”（李泽厚）
沉静之时，我们偶尔会怀疑“我”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又由何种要素推动，构成“我活着”这一现实，从而陷入一种“存在”的冲突中。这里有一个关键，人必须遵循一个严格的共相之律并在永恒客体中引入一种派生的“秩序”；而如果在生活过程中，概念感受或生物性行动不被“客观的诱惑”所驱迫，那么，就必须设定一种力量，使得我们生命居所的“相”始终处于这个“秩序”之中，同时能够识别作为一些“矢量”（vectors）的各种感受；因为正是这些生存“矢量”，我们才可能感受到“我”作为有“居所”的存在物，就“在”那里，由一副被秩序限定的质料组合构成，在过程中，获得一个“与他的住所相匹配的灵魂”[ 奥古斯丁：论秩序，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最终成为一个肉身的实在。
以上，应该是我对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N.Whitehead）《过程与实在》与奥古斯丁《论秩序》两书的读后心悟。再联想到托马斯?阿奎纳所言：肉身是灵魂的工具，就更坚定了我的所信与所指。我的这一零度断想或思绪碎片，只是觉解由诸多大师所建造的逻辑世界，确实与我们一再疏离；我本想去拆构他们精神和语言的概念图示，但是，那将毁坏哲学语言丛林的神圣感和与生俱来的庄严。
如果不去相信“真理的枯竭”[ A.J.巴特雷等编：巴迪欧：关键概念，蓝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那么，任何特殊的真理进程就不会被无情地碾碎。为了避免这样的历史意义的世界风险，就要从世界的逻辑中，把科学逻辑作为当代逻辑剥离出来，并给出一个特别的解释，以逻辑哲学的功能“将思想的整体交付给一种类型程序”[ 同上，第47页。]，从而完成古老智慧的当代科学或文化的缝合，这就需要完成一种效果历史的转向，那就要否定弗雷格“从心灵驱逐思想”[ 参阅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022页。]的认识，而是把心灵和意识的内容与内心印象、信仰、经验以及科学事实联在一起，如同将语言转向作为哲学方法论策略那样，让心灵追逐思想，使本来消极的事实被激活，成为一种启示和力量，作为一种广延的科学实在，有效地止抑无端的逻辑拆构行为，这或许够得上我们的一种自觉回归或哲学的救赎；亦然，我们索性就当做是一次生命科学哲学的逻辑“缝合”[ 同2.]活动。
哲人认为：只有痛苦为精神效力时，它才真的是痛苦。
我们已经历了一场从没有过的人类的灾难式的拣选、竞争、筛滤和试探；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盈亡轮回、吐故纳新、“优”胜“劣”汰；能够侥幸存留下来的、尚有有限余生之人——当然,他们未必是优秀者——如何肩负、治理与承担离去同胞留给我们的这个未完成、未实现、不确定、不完美、不够和谐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种无端的“混合主义”云烟之中，雾朦胧，雲凄楚，作为个中庞杂无序的观念与意象的冥合或聚集之后，传统和流行的思想遭遇了强烈的质疑或暴力，古老的精神原则出现了裂隙，我们的精神再次迷失与动摇；我们的理智动机体系，融进了火山喷发的一刹那；“拯救”的呐喊声，逐渐把所有“异乡人”（the Alien）会聚在一起；末世浪潮汹涌澎拜，一场真实的危机，将超越那火山发出的火焰；我们这些被抛掷后进入灵与肉、理性与物质、美善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欢乐与痛苦、生命与死亡之中挣扎的人，将最终了断我们的挣扎（settle my strif）---心与物的挣扎，沉落并没于这个同时被粉碎成为碎片的矛盾和冲突的世界。
我们一直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之间徘徊悱恻；我们学习，我们辩论，我们不满足我们的智慧与结局；我们不安，时常要回答“有用性”对我们灵魂的干预与拷问；我们期望保持高傲的光洁，但我们又往往屈从于世俗的霸权而失去自我；我们在“海克尔式的无意识”中，呼唤宇宙生命精神；我们竭力抗争，我们实现了那个神圣的义与思；同时，为了人的自由意志而犹豫不决；最终，这一副生物性躯壳，了化于尘，假如有幸于清清白白，你将夺获了一个平凡的圆融，你有福了，而不仅仅是佩饰了那个“公义或信义”的冠冕。
我们自从被抛掷、被扔（cast）与被丢（throw）入“世界”与“肉身”两个居所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在深切的思乡之情中度过；我们曾经在活的生命之时麻木（umbness）、昏睡（sleep)、遗忘（oblivion）与沉醉（drunkenness）。而当我们清醒之后，就被劳作、奋斗、信仰、责任、爱慕、理想所纠缠或压挤；当我们被金钱、赞誉、光环、功绩、嫉妒、奢华、屈辱所仄逼、诱惑和袭击时，我们就堕入无限的痛苦、恐惧、悲情和抑郁之中。而我们依然朝朝地去向往太阳和燃烧的火炬；尽管我们向往灿耀、美丽、蔚蓝、翠绿、澄明、温和、静谧时，又难以断弃俗世的犹豫、怅惘和徘徊以及冲突。
在兹，我们应重温斯多葛学派把人的全部责任概括为的那一句话：“顺应自然而生活”（赫胥黎《天演论》，第52页）；自然，则为本性；即如是，“痛苦与忧愁叩打我们的大门，比幸福与快乐发出更大的声响；它们的沉重脚印也更不容易抹去。”（《天演论》第51页）正如五代谭峭所云：八卦环转，天地之道也（《化书》第24页）。
我们的还乡之路，如此崎岖逶迤、漫长和艰险，充满荆棘和芜草；但自从有了这种决绝的选择，我们思、我们想、我们言、我们歌、我们舞，我们在远行，我们在逆风中腾飞，我们不再犹疑，我们不再叹息，我们不再放弃；因为，毕竟原初的那位抛掷者，给了我们藏在魔盒底部的世间最贵重的法宝——希望。
逻辑分析对哲学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给出事物具有哲学意义的精确的概念性结果。一般人以为，逻辑的目的是形成并且作为判断合理性的标准，同时能够被人所共同接受，用来平衡或裁决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其实，当逻辑被作为对不相容的哲学观念之间的裁决者时，它就成为了一种元哲学。
“逻辑作为元哲学是研究哲学的一种回溯的和预备的方法，它试图把不相容的哲学看成是互补的，并且不断地把一种哲学（或它的某个部分）与我们的反思均衡中的直觉或判断作比较。这里作为背景的是我们实际中关心的大问题，它们提供了我们哲学思辨的方向和最终的动因。” [ 同上书，第26-27页。]
逻辑哲学的理想是“把握信念的所有合理的系统中最牢固”的、最可信的途径与方法，“它是组织我们自己的世界图像并调整其他可选择的图像的基础和工具”[ 同上书，第476页。]对此，它一直启示我们找到新的理念、思维与新生活的对策。
1 疫事： 行若遗，留言思
“无极为无，就其为无而言之，无极为混沌，万物之所从生。”[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0页。]
对于接受过汉语传统文化陶造过的人来说，都多少能够悟觉“无极”的意蕴；也就是说，无极为混沌，“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时空开源，万物则从“无始的极限”而生，从无到有，从有致殁。其实，这一生命的道理，亦为全人类共认。凡人间之事，皆因此而奉为命之理，生之法。
德国现代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丁?布伯反对人类过于贱损与矮化自我，更反对那种无限膨胀和夸大人的成就和智慧的力量；他描画为两幅世界图景，其一，用至大无外的永恒宇宙来吞没个人人生，让个体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实现不朽；其二，是用至大无外的我来吞没宇宙，把居于无垠时间流程中的宇宙当做“我”的自我完成的内容，由此铸造人的永恒。他把前者称为“自失”，把后者称为“自圣”。这两种超越观，实际上，是道出了，当下人居于危机处境中的冲突。
或许，我们今天，有许多理由认为我们人类已经十分富庶和强大，或许我们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充满更多的、更美妙神异的梦想；而我们却不觉，面对无限诱惑时，往往忽略我们的精神在对未来悬疑的托付中，已经处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陷落或危机；人为的事故与灾难，光明与黑暗，良善与邪恶，贪婪、虚伪、奸诈、暴力、凌弱、生灵涂炭与爱和忠诚、关顾、无私奉献、真挚、宽厚激烈绞杀；霸道与滥权，贫穷与饥饿，谎言与欺诈，践踏公平正义，精神迷茫与信仰遗失，……等等。光天之下，魑魅横行。在我们诠疏明天的那些时日中，我们却不觉已经在对词与物的理解中，开始被各种张力所胁迫。自圣者那种优越感，使人的价值指向个人自我完成上，本源于断言宇宙万有皆寓于我体的大乘佛学；而自失说，则接受了神我一体、天我合一的宗教神秘主义。正如布伯所提醒我们的那样，人类必须回到“关系”或者“秩序”中来反思，“意义”与“价值”、关系乃精神之家，意义为“心灵的归所”，而价值呈现于关系，意义呈现于“秩序”，秩序赖于“从生之律”，则为“道法自然”之“道”、“不二法门”之“法”。即如是，我们的这种反思，正是我们在进行学科重建时，当有的前提。
疫情最大的伤害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攻击，是人心的撕裂，是真诚的崩塌，是信任的丧失与瓦解；是惯性化的“怀疑一切”，是人民体内部张力的积聚和爆发，而这一理念的修复是极其困难的。
尤因（Ewing,1934）指出：理念论包含一种信仰，即人对宇宙的认识是由各种精神价值决定的，理念论包含更为广阔的哲学范围。为了发展学科，为了评价和解释证据，为了不得不使用一些标准，建立原则，就要回归于理念论的核心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一致性理论，包括真理的定义、对现实性质的说明和确立医学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的说教，真的不是为了只知“按原则律令”办事，而是“一切为了人”去行动！没有思想，我们几乎不能定义、确证、理解与领悟现实。真理是“使真实成为真实的东西”，海德格尔说，真金的真实并不能由它的现实性来保证。事情真理离不开命题真理，我们必须搞清“物与知的符合”（物如），以显表正义的“词”回答法律生活中的“正确性的真理”。理念是生活逻辑的根源，它决定了意义的有效性以及为什么权威逻辑值得我们信服。“理念性的意义是作为事实的本质而与意义的个别活动发生关系的。”（德布尔）理念是意义的本质，是活动形式或意识活动的本身。人只有具有了理念才会使观念有价值指向性，人的生活才具有动力。
新冠病毒将长期存在于这个星球，人类必须习惯于长新冠的环境与气象。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政治交往、卫生、环境气象、人际关系、行为规范、餐饮方式、祭祀活动、集会仪式、礼仪、习俗、节日庆典、丧葬程式以及城市布局、家居品质、建筑风格等，推至到一个特别的卫生伦理与身体政治以及审美情境中重新予以审视和评价，以求对于人的身体的保护；这其中，也明显暴露出由于人的出身、角色、文化、政治与经济地位差异而形成的不平等待遇、等级序列拆分和伦理歧视。疫期中稀缺资源的分配、获得急救的机会、医疗条件的严重失衡；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栅格，甚或由此引发嫉妒、仇恨与反抗；此时权力主体，就必须进行调节与道德衡平，以真诚的、精妙的、灵通的身体政治机术，缓解这种张力和情感应激。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平复烈焰还是火上注油，反应了社会的身体政治向度与对生命权力治理能力与公务人员政治智慧的检验。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分析，为什么黑格尔拒斥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因为那种“政治权利”，仅仅是借以保护生命和财产的一种“手段”，保护个人的生活方式与健康，只是一种装饰，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系政权的稳定；这一所谓生命政治的目的，就势必变得模糊与疏离，一旦终极目的遭遇干扰，权力主体则会为了保障权力的权威与坚固，就可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附属于生命政治的“低一级”的身体政治情境下的生存权或该语境下的“生命”[ 参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217页。]。
以上的议论，必然会回到康德“人作为目的本身”的论述：这一定言命令确定了“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主体”。
与此同理，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做了更为具体而生动的讨论，他形象地用“我-你”和“我-它”关系的理论，身体政治学就是要指导构建一个新的关系秩序，政治主体一直本当把人民作为目的的“你”，“此时，在者于我不复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即：
“（1）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人和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称述‘你’。（2）当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现于我，他不复为时空世界之一物。此时，在者的‘唯一性之伟力已整个地统摄了我’。‘你’即是世界，其外无物存在，‘你’无需仰仗他物，无须有待于他物。‘你’即是绝对在者，我不可拿你与其他在者相比较……。”[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005页。]
生命政治下的“人民”应该是“永恒之你-生命之你”，生命政治主体应奉献其“纯全真性”为之服务，制造一种“圆全相遇”或相知的政治情境，彼此真诚、信任；身体政治行为是源于守卫生命的“纯全之人的活动”，生命主体应具备“进入至高无上之相遇的能力”。诚如巴迪欧思想中的“生命政治”中的主体，指向马克思主义的“事实状态”所决定的、并能够揭开和颠覆各种势力关系，他不是凭借先验功能，它是一种为人类生存而奋斗的程序等具体状态，“一种溢出某情势的架构；”在非常的、重大的灾疫事件面前，它必须作出即时的正确的决定，它的成员必须忠实；它有能力缓解各种冲突与矛盾，做出普遍意义的身体政治决策，使全民安平地度过非正常的困难时日，而绝不能以轻易损害或牺牲无辜的“永恒之你-生命。】
康德说：“人具有一种是自己社会化的倾向”[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这就是表达了人的身体具有政治性，在一个政治化的气象和环境中，人才能够去实现自己的自然禀赋与价值，才能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生命才有意义。而这就要求，作为政治的身体，必须获得一种普遍的观念，它的观点、立场、态度、思维习惯与情感，应该在法律、政治制度与道德体系中，得到承认；这一被称为“普遍观念”的观念，是“普全社会”构成的基础。一个理想的真全的理想国家，必然应该是公民普遍享有“整全”权益的“普权”（生存权、教育权、健康权、政治权等充分享有），而其中生命、生存、健康权利应该是“普权”中的核心，因之，以“身体政治”权作为最基本的权利，来支撑一个“普全社会或国体”，是这个真全理想第一要务。[ 参阅以赛亚?伯林 ：观念的力量 胡自信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099页。]
病毒与人类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寄生关系”，恰如罗斯的《瘟疫与人》中所述，聪明的病毒并非要最终消灭人类，而是要与人类最后达成一种共生与平衡，人类必须通过这些灾疫的经历，学会与病毒的“相处之道”[ 见《贰条》：“回到常识，说人话”]。芝加哥大学伦理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一直致力于对于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运气和伦理的研究，她不认为“运气”在生活事件中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那些碰巧发生的不幸中的幸运，本是不该出现的灾难所铸成，我们不应该去抛开人的积极努力的因素，而去制造什么悲剧，好让自己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不可否认，很多灾祸是人在“行善或作恶”的过程中制造的，而不是什么“外在的偶然性”；结合这场瘟疫，探究它将给我们留下什么教训和经验之前，先就事件（或道德运气）影响人的卓越（品格卓越）方面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进行初步的讨论。第一，要关注活动和各种关系在人类好的生活中的作用，“这些活动和关系在本质上尤其经受不住命运逆转的打击”。一个理性而有思想的人类生活计划或设计，应该包括或容纳什么样的外在的、但又是构成浪漫诗意生活的因素，比如友谊、爱情、事业、家庭、政治活动以及对财产和财富的依赖，但这些因素本身是十分脆弱的，对于大多数人和一个人的大多数生命历程来说，事不如意或是脆弱的；按玛莎?纳斯鲍姆教授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全身心地依赖这些因素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或是以此来如同买彩票一样的，去“恭候”自己的命运，这些事情的价值，还是源于“外在的善”，它们一时间可能成为你的生活目的，但它可能就会挤占了你的个人内在价值与外在资源，或成为你的“生命包袱”，耽搁了“好的生活”的人生，当然，由你来决定，究竟如何设计你的“理性的生活计划”。第二，在你为了好的人生去设计生活计划时，人总会表现出贪婪的本性，想把所有美好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均纳入自己的计划框架中，不想舍弃任何一个，但这就会是你的生活计划变动庞大无边、散乱、稀释，可能毫无章法地生活，最大的风险是，有些目标与活动互相冲突，如果你有找不到缓解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后，你可能就会以失败告终，或者，你收获的是最小的“善”，而不是卓越的。第三，我们作为人，最难以回避的就是人性中存在的欲望与身体的感官的本性，人常常把这些内在和原始的东西掩藏在理性的外衣内，平素在人际交往中有意进行遮蔽，激情活动本身也可能具有某种价值，但是，如果失去理性的约制，它们就会癫狂，没于德行上 的堕落，你的理性计划就会被非理性的牵挂所替代，最后使你的“脆弱”征服了你的“善”；[ 请参阅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7年版，第008-009页。]或者最后不得不如《斐多篇》中所喻：使自己身体的本质和由此而来的激情相分离，避开肉体，惟求自守。
2 守聪明：20年万里路，云和月
最好的回忆就是爱，爱是对事件历史的最好回应。
江苏医学人文精神素有一个悠远的、漫长的、优秀的历史，有一个从迁隐、牵倦逐渐明朗、坚毅的过程；其中，有无数领袖、文人、志士、学者、医生们的努力、奋争、思索、探觅和争取，甚至付出他们的全部心血或生命。
江苏是神州东南腹地，是西学与外来文化的前沿望土要岸。故吴地至良秀，引文气之芳华。源于医学人文的民生、民权、民治的孙文主义与“博爱”传习，深深地植根于这片沃土。东南学府的“止于至善”、东吴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以及吴贻芳校长秉承约翰福音“叫人得生命”的“厚生”的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就注解了这一医学人文主义的训诫。连同这一精神的伟大实践者陶行知的“爱满天下”、张謇的“祁通中西，以宏慈善”等等，一并构筑了江苏的医学人文春秋历史大气象。
历经沧桑，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京和苏州等地，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医德教育与医学人文、医学伦理、卫生法制教育、卫生经济、医学心理学、医学史的会议和学术活动，开展了相关学科的研究，并最先在高等医学教育课程的设置中，加入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制、医德学、医学史等内容。为医学生开设医学文化、医学与道德的选修课程；编写了一系列医学人文教材。
1986年秋，首届教育部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举办，一个崭新的医学人文新阶段开启。从此，一场旷世的医学人文运动风起云涌。
1986年，何兆雄、陈力行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概论》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1988年春，出版了由陈力行主编、著名法学家李乾亨作序的《医学法学概论》。随后，在南京铁道医学院原教务处老处长沈洪的建议下，于1989年4月，在南京铁道医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医学法学培训班。1990年夏，在南京铁道医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医学人文高峰研讨会，发布了关于振兴与繁荣医学人文学教育与研究的《南京宣言》。1990年10月，在丁家桥成立了南京工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次年五月，在南京铁道医学院招待所二楼成立了江苏省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隶属于江苏省伦理学会，得到了省伦理学会会长王育殊教授的支持；出席该会议的有：王育殊、陈力行、姚芳传、高立贵、孙慕义、何伦、王小玲、朱洪建、郭新建等。之后，我们先后在省内多地召开了三次较大型的会议。
那是在1985年春，我正被作为第一批赴日本交流的卫生部与铁道部医学高访学者整装待发，结果，我迟疑了；正值40岁的我，站到了人生与事业的十字街头，最后，手持中心医院副院长一纸命令的我，没有任由命运摆布。就在这个情感与思绪的档口，我接到了南铁医社科部陈力行教授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回母校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并与1986年9月参加首届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1988年10月正式取道南京铁道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开启了我的人生重大转型。
我从1991年担任省伦理学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自2000年卫生法学会在东南大学榴园成立起，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广大朋友和同事的协助下，组织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准的国际、国家与区域性的学术会议与学术活动。 北固山下、黄海与太湖之滨、尚湖北苑、濠河彼岸、北川残垣、松花江畔、闽西山间等江河湖海、山峦古驿都留下了我们深深的足迹。
2001年在南京丁家桥、2002年在在镇江、2003年在南通、2004年在南京华山饭店分别召开了学术年会；2004年的年会上，进行了换届选举，由我继续担任会长，选举王兰华、吕美行、葛建一、张赞宁、马家忠为副会长，王小玲为秘书长。2005年于常熟尚湖召开了医学社会问题的哲学、伦理与法律研讨会；2006年于黄山脚下的太平湖召开了题为《重构当代医疗秩序》的华东地区高层论坛；2007年于南京九龙湖东南大学校区召开了学术年会；同时，学会全员参与《国际生命伦理暨首届老龄生命伦理与科学论坛》；2008年于浙江乌镇召开了《全国首届灾疫伦理、法律与哲学研讨会》；2009年于山东日照召开《医疗公正高峰研讨会》；2010年于江西三清山召开了《医学人文精神与卫生职业人的责任文化暨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大会；2011年于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灾疫伦理、法律与社会文化研讨会》，并发表了《北川宣言》；2012年于哈尔滨橄榄山召开了《敬畏生命——纪念赫尔辛基宣言》的研讨会，并发布了“有关人体实验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的《橄榄山宣言——保护人体受试权利和敬畏生命的中国问题报告》；2013年于苏州召开了《生命政治与公民权利》的研讨会，同时发布了有关民生安全与保护生存环境的《太湖宣言》；2014年于徐州召开了《生命政策与核心价值观》的学术年会；2015年6月于南京榴园召开了《第二届南京国际生命伦理于老龄伦理与科学高峰会议》；同年11月7日于福建龙岩召开了《全国首届医药卫生风险研讨会》；2016年12月于常州召开了《健康权利平等》的学术年会；2017年元月，在东南大学召开了《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对策路径》研讨会；同年，11月于盐城召开了《卫生医药事业中的诚信与平衡高峰论坛》，并发布了“保护儿童权益的”的《盐渎宣言》；2018年于昆山召开了《医药卫生权力风险与医疗改革难题》的学术年会；同年10月，与美国匹斯堡大学合作，主持举办了中美医学人文高峰论坛暨科研伦理素质、医学伦理学教学能力第二期培训班；2019年在安徽金寨召开了《卫生经济的法律、伦理、哲学及社会文化问题》学术年会。在此次会员大会上，我正式卸任会长，由邵永生同志任第五届学会会长、林辉同志继续任秘书长。
我本人在担任四届近19年的会长期间，在界内朋友、各级领导和各位理事、广大会员的支持下，在江苏省社科联的关心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江苏医学人文事业发展到今天，收获了一系列成果，在卫生法制和健康政策的建设方面以及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学会发挥了极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对各级医院的安全、法律事务，对卫检、血液、急救等部门的相关工作以及解决医疗纠纷、专业人才培养、政策制定、卫生立法与执法、医院伦理委员会和工作规范建设等，参与和给与了必要的指导；同时，组织申报、策划、中标、参与和完成了国家重大课题两项与数十项国家规划课题、省部级课题；组织和主持国内第一套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主编国家级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教材近5部、其他较高水平不同类型教材近40余部；学会的学者们，出版专著近40余部；其中由本人著《后现代生命伦理学》被评为国家伦理学十部好书之一；学会获得各种奖励近百余项次；本人曾获得全国学会组织优秀领导人；设立江苏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并扶植了全国范围内的数十项研究课题；建立《蛇与杖》网站，获得境内外好评。
二十年来，学会培养一大批中青年卫生法学、生命伦理学、医学哲学等学科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教师与实践工作人员；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以及科普活动；学会已成为江苏省卫生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最主要的群众学术团体；创立了社会各界的多学科、跨行业、多层级、立体式以卫生法学为主体、以医学伦理学为导向、以医学哲学为理性基础的医学人文总和学术团体模式。学会现有会员逾1300余人，单位会员80余家。
这些年，学会的学术活动延伸到祖国的东南西北；山海留风，诗文汇地，学会发展历史以及这个学科本身，已经铸成了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取向，改造了我们呆钝、迟滞的人文思维，调整了我们辨明是非、善恶的逻辑结构，确立了我们道法自然的达观人生信念，使我们能够更有能力守护身体与心智的真理。
近日，由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青年学者王启辉同志领衔的“医院合规管理指南”就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高质量应用性顶级优秀成果，就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表彰。
今天，我们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大词，已经作为生命政治的仪仗队，正在接受时代的检阅，它在后现代的卫生经济和健康理想的情势下，正迎接新的真实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化挑战，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人类新启蒙运动。我们依然面对一个不能完知的世界和不能完知的人，人的肉身和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也许我们永远存在有关人的生理、心理和伦理的知识的真空，也许我们永远只能有限地把握关于人的真理，但我们还是要永远去追求和不放弃向生命的高端和内部攀拔与开掘，包括我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在内，都会验证我们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份真实、这份执著、这份对科学的恋情以及对人类不可动摇的爱，本身就是永恒的价值。
显然，在我主持的学会工作期间，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当初的很多设想还没有实现；由于我个人品质中的清高禀赋、鄙视商海横流，并对“官宦一族”存有偏见；由于我个性中对于学术生活的痴迷，学会始终没有机会和医学会、卫生行政部门以及企业合作或者配合，使学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本来我们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以及官员，创造更大的辉煌，共同为江苏省或人类的医学人文大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但由于我个人的缘由，成绩还十分有限；我只能表达我的歉意。我们的学会还有很多遗留下来的问题与困难，我们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组织生活的民主，长期以来由我一个人权力独行；我们的学术活动形式依然比较单一；学会没有更好地发挥不同学科的特定感召力和积极性；许多单位会员名存实消；连杨镇淮等地区一直没有打开医学人文的局面；学术活动经费有限，客观上制约了学会的发展和更加广阔的影响面；学会的组织管理、发展会员、区域覆盖、宣传力度、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参与政府决策等方面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总是有限的；人类历史没有真正的孤家英雄，人可以有孤胆，但不可以没有家庭的养育、亲人的呵护，特别在事业上不能没有同道、学术伙伴、各路豪杰、友人、异乡者、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关顾、助力、援手、鼓励和支持。因此，人必须懂得感恩与回馈或反哺。
【忆及在教学、研究、探索和学术基地建设中，所做的事项有：1995-1996年，先后提出并主持创建国内第一个卫生法学与第一个医疗保险专业；1999年创制“卫生经济伦理学”概念并出版《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一书；2000年提出“生命神学”的概念，并随后出版《后现代生命神学》专著；2003年提出“灾疫伦理学”的概念，并赋予其基本定义与学科价值，在国内率先呼吁这一学科的时代意义；令人兴奋的是，随后，由唐代兴教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的研究。2015年完成了《后现代生命伦理学》125万字的写作并出版；慢慢十年，挥汗沥血。另，回顾自从2009年美国莱斯大学恩格尔哈特教授授权予我，翻译《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巨著，直到2014年正式出版此书，那段艰苦的历程至今难忘；那是重新创作、沉思与深耕的五个春秋；期间，参与并陪伴我一起排除万难的、我的那一群可爱的学生们以及国内外诸多学者，他们为此项历史性使命而肩负天下的精神，使我难抑胸中波澜；如今这两部作品，形成了瞩目的影响力，与他们的付出和奉献，密不可分。
应该说，以上的这一切成就，都是朋友们支持、助力的结果。
即如是，思之末，我要感谢这三十余年来所有支持、参与、帮助过学会发展与江苏省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以及关心、激励我个人工作、成长、进步的朋友和同道。
这些年，我不能忘记以下这些学界友人、同道、各界人士对学会事业的赐恩、助力和支持；特别须要记录与感谢的朋友如下：
境外的学者有：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达利·麦歇尔、丁瑝、罗秉祥、范瑞平、聂精葆、孙力鸥等；省外学术界的学人有：彭瑞聪、杜治政、邱仁宗、孙慕天、唐凯麟、徐天民、王效道、左嘉因、何兆雄、施榕、李惠国、沈铭贤、吴崇琪、徐维廉、崔伟奇、达庆东、杜昌潍、朱晓蔓、肖巍、姜玲、赵明杰、边林、樊民胜、李伦、邱鸿钟、顾湲、贺达仁、张大庆、徐宗良、王洪奇、王延光、丛雅丽、唐代兴、胡继春、张新庆、刘长波、赵芃、李本富、高也陶、陈晓阳、曹永福、应秀娣、杨放、王德彦、陈德芝、简赞亮、蓝礼吉、刘典恩、王志杰、黄钢、陈康、崔新平、孙福川、尹梅、李义庭、张金钟、刘俊荣、郭乡村、马晓晨、李恩昌、余琳、施晓雅、张圣芬、李秋心、王丽宇、王彩霞、蔡昱、王珏（西安电子科大）、张洪江、杨兵、席娟、史也夫、汪一江、木尼热、迪丽拜尔、杨阳等。
省内学术界、医药卫生界、院校的学人、各界人士与原任学会领导、资深会员有：陈泽民、王淮冰、骆振芳、王育殊、陈力行、汪维藩、张尉丰、林德宏、樊和平、朱小蔓、王兰华、吕美行、孙国祥、金晓瑜、周达生、王虹、何忠正、赵峻、王黎明、董群、田海平、徐嘉、高兆明、李静、葛建一、姚芳传、田成功、徐长江、李延平、李志林、高立贵、朱洪建、徐道喜、姜学林、王芃、朱阳春、骆秋平、蒋辉明、王大建、朱武江、夏东民、顾伯铭、韩建彬、陆建明、黄厚甫、纪玲、束雅春、李萍、徐翠华、缪玲、赵丹军、丁忠明、周国兴、刘延庆、戴跃农、刘玉秀、夏合金、华利平、吴涛、毛鹏程等。
省社科联的夏东荣主任等领导，给与了长期的关心、支持和指导。
其中，值得赞誉的学会同仁有：马家忠、张晓膺、王珏（东南大学）、刘虹、张涛、胡晓翔、姜柏生、田侃、张宗明、乔学斌、刘芳、杨国斌、仇永贵、刘庆楚、刘大跃、唐洪丽、程守勤、许晓斌、吴超、孙丽芳、胡力进、李涛、汪秀琴、耿拔群、孙钰根、吴东、汤建平、黄陈、张玮、莎莉莉、曹秋芸、马汉青、唐宁、郝军燕、陈玲、荣良忠、田芳、金桃花、夏友良、吉爱军、李永昌、王明强、王文青、金学勤、史可咏、李勇、王小丁、刘琰、张洪雷、徐长明、陆妹娟、李建平、张云、吴颖雄、许碧云、李超、郭永胜、陈涛、杜珍媛、陈浪、赵丁海、王夏强、张妞、单芳等。
学会从酝酿、筹备到成立初期，我的同事黄士明、王小玲、邵永生、林辉、何伦、许鸣洲、夏芸、张赞宁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我的高访学者与作为后学的年轻学者、学生有：董峻、周逸萍、吴菁 、黄功勤、程国斌、万旭、陈育民、常俊、梁远波、张青、赵晓龙、宋健、刘剑、王启辉、许启彬、张志斌、郑金林、鲁琳、陈勰、龙艺、包玉颖、郭玉宇、孙长虹、张鹏、穆丽芳、王德国、徐治、黄瑞玲、王军、周伟、王洪忠、张挺干、阿赛·古丽、陈劲红、郑金林、夏磊、孙华志、江涛、郭建忠、凤启龙、刘璟洁、张轶瑶、严嘉莹、吴雪松、丁九阳、马晶、周煜、钟文娜、董晓燕、胡娜、江璇、江涛、姚嘉、任元鹏、朱世静、王彧等，奉献了心智和创造力；学会办公室的吴鹤凤、程亚军同志多年来，任劳任怨，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学会的发展，完成了很多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要务。】
此刻，说一声：谢谢你们！
历史不会忘记以上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那些被遗漏的友人所做出的劳绩；特别是其中有几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如虞，我已年届杖朝之年，夕阳无限好，尤然近黄昏。欲回到生活中来，争取做一位好的、真实、真诚、真正的人文学者和老老实实的读书人。我特别钟情于对纸质出版物的品读，纸质书庄严、直觉、率真、现实与历史感强烈；它可以使人在无意识中避开浮躁之气；只有它能与我这具生命体平等对话；使读书真正作为一种郑重的文化仪式与一种恒久的高尚自我存在。书作为一种奇特的木质的自然文化体，与人的感官身体，在对像域和文字生态丛林中情迷地合作共生；读书是一种生活目的的完成和心无旁骛的生命实现；读书人在场体味真实的身体存在，以文字符号的量子力守肯历史，呼唤未来，叙事美丽生命；如此，则不至沉湎于虚拟游戏世界中的不确定性，让灵性游弋或灵魂迷失；更加增强沦落为物欲世俗泛海的免疫力，不至于经不起生活中原始的贪嗔痴怨纠缠而坠落。
长久的觉思，告诉自己：一个人，绝不要骄狂自大，要高调做事，宜低调为人，低势而行。辛弃疾修禅而诗云：“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立于斯；关注当下，珍惜当下，真诚地活在当下，立于当下；热爱现实，重在过程，行在路上；爱我的亲人与朋友，爱我的邻人，还要爱每一位大地上陌生的异乡者。不骄狂，不冲动，不急躁，人不可囿于权贵，必应力断心志折服于金钱，方可不忧不惑不骄不傲，不忘形、不张狂、不懈怠、不抑郁；不卑不亢，然学以苦心劳之心志，慨当以慷创制人事之大业；救赎世事，悲天悯人，远行无归，顺天意、行天道而大隐于市，苦读圣贤之书，丰德良善可为乐度终生。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责任人，既是匆匆而去的过客，又是普通的孤独的旅行者，因作为读书人，知书达理，通天感地；人应立志为人类的健康理想的事业做些许历史贡献，哪怕一点点，足矣。这就是人文，这就是我要的人文境界和精神，这就是人奋斗一生要超越自我、克服千难万险、永不言败、矢志不渝攀爬的高峰；这就是当人走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生之后对于生活、世界、人和身体的透悟和化觉！我是一个普通人，心灵托付着一个平凡者的身体。
我这一生从孩提开始，就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荷与包袱，文革初期接受了千余张大字报的急风暴雨的洗礼；转换了大小十余个岗位，下乡、下厂、上山，参加春种秋收、抗洪抢险、血吸虫预防、林场、农场、采石场、五七干校、支农拉练；做记者、做宣传干事、做编剧、做机车净水软化技术员、做菜农、做药工、卫生员和巡回医生，穿行于城乡、铁道、山坳、密林与田间；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做白衣人；终于，经过犹疑与徘徊，突发奇思，义无反顾地回到母校做生命伦理学教授。这一生，可谓风廻多劫、云梦波诡、命运多舛、跌宕起伏，历尽磨难，崖谷交错，屡屡在腥风血雨、电闪雷鸣或落霞辉光中疾走远足；数度都在风险和考验中沉浮，在生命的边缘上，陷落又腾起。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赖于精神和信仰才能够有了坚定的意志，才能够拾起向前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决心。人必须用沉重的努力和心灵的清静延长身体的尚未，使其最后、在极端的尚未或了凡于世之前，有一个真正意义和价值的回归。
【概而观之，人类就是一个整全的悖论性矛盾的自然存在，就是一个普全的身体政治共同体，就如同大气一样，没有界域；因此，“共同体意识”必须予以强化，这就要从“世界主义”的身体政治观念获取力量，他应该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 以赛亚?伯林 ：观念的力量 胡自信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08页。]。我们比任何时刻我们更需要向生活本身学习，沉思与思考，在静默和孤独中探秘真理与正义，在爱与友情中坚持，我们要坚持为清洁的环境而节俭我们的生活，敬畏生命，而不是限域于无边的梦境，人类应以新生命政治这一人道主义事业作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变我们以往需要反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使每个人都运用自身优良的身体政治风格、伦理品质和灵性资源，投身到艰苦但为人类永恒的福祉和美好的未来生活而奋斗的工作中去，这一行动，将把我们带向未来，帮助我们尽快实现美丽的普全社会的理想，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
电闪雷鸣的时刻虽然过去，那被放逐的理想和语言尚未来得及回归，人类在自然面前依然需要思与沉默；不是自责与懊悔，而是避免依然重复风暴平息之后，重复前一次错构的设计、模式与结局。】
3 .泰定有天光：学习与发展
冷静与冷思的目的是让我们逃离“混乱”；完美的人的历史和自我的启蒙运动的前提就是：我们并不混乱。[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诠释学II），第526页。]
告别青年时代，越加厌倦与恐惧那种节日或庆典的浮华、疯狂与混乱，特别是奢荣与嘈杂、喧闹的聚会；我怀疑自己陷入一种理性的变态和对冰冷偏爱的病态情致，我近年来尽力使自己独立于鼎沸的人生之外，疏离这样的潦草与情感宣泄的汇合的人海，脱释这样的本应是庄严的礼仪，越是在此时，越是想要一个人享受那无尽孤寂、廖寞的乡愁，悦省我灵魂的救赎。
过于无意识；某种散朴性创造了一种落魄式的猥琐，连“我思”都来不及的华彩与掌声，抽空了生命的本质，只是在完成转瞬即逝的摧毁，只是在忽略存在的轻歌曼舞中，等待悬临后的廖寞；肉性的身体被梦幻的辉煌麻醉着，终于由于过度频繁的模态转换而凄楚和痛苦地，去一次性表达思想的抽空和理性的遗弃。
生命本身是冰冷的，热情不可能似火燃烧，冷思才可能使人真的自由。凡是安静的物件都是冷的。地中海的蓝色铸造了人类的文明，黄河与长江，源于冰冷的高原；美国南北战争，北方的林肯的军队，最终因为把握真正的民主、正义，战胜了南方那种贵族式的傲慢与骄奢；中华民族是以北方民族的冷思文化作为主体，成就了民族精神与民权的核心；当代西方文明，源自雪域的恩撒文化与英伦制造的语言，并赋予了新的伦理精神、人道情感与铸就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结构，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型。
冷峻也是一种温度。道德是冷的，法律是冷的，哲学是冷的，正义是冷的；而宗教一旦狂热，就会酿成恐怖与灾难。冷，才会控制人的那种混乱的疯狂；冷是一种回归，是一种控制和收敛，那包含着宁谧和庄严，是一种沉静的美，乡愁就是冷寂的美丽。思想和艺术的深刻多原发于那冬雪装点的群山大川，那寒岭坡下的古寺，那透明冰凌素裹的寒梅，那高清而冷漠的寒风秋水。英雄们就是因缘于那桩透悟着寒凉的心事，成就了理想主义的大业。
存在主义是一种冰冷的哲学。?欧内斯特·勒内说：“一个完全的革命，连大自然也包括在内的，这便是圣人思想的根本所在”.在犹德的沙漠里，撒旦曾将土地许给圣人；这是一个热烈的奇特的诱惑；圣人冷冰冰地面对犹德的一反常态的狂热，但冷静的圣人依然认为上帝之国不是用力来实现，而是用德来成就。他所从事的乃是道德的革命；这场革命看似冰冷，但犹如冰筑的大厦，内中是温暖的，还有葱翠的无花果树。用冰冷对抗狂热，用理性冲刷冲动，是静穆的思想者的胜利，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
“自然法”被认为是理性所颁布的命令，它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手段的事情，也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生命保全的事情。自然法的基础在人自身的理性，他将寻求形成国家以保全自己，而自然法则提供了形成国家的条件。一方面，人是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关怀；但另一方面，理性即自然法，它可以指向规则，可以处理各种力量的组合，创造人为的物体，即国家。以自然法来理性地控制人的自然本能，这种追求的结果就是国家。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了许多种自然法，最基本的是：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和平时，他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帮助来保卫我们自己。自然法就是要寻求和平，同时尽一切手段保护我们自己。
由此霍布斯得出第二条自然法：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自己保留的权利将与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权利相当。当然人们这么放弃权利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
当人们为保护和平而准备相互放弃一部分权利时，这时就涉及到了“契约”问题。霍布斯对“契约”的定义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第三条自然法就是关于“契约”的,“所订契约必须履行”，没有这一条，“契约徒有虚文，而所有的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也会仍然存在，他们也会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中”。失约、不履行信约就是非正义,显而易见，契约的产生要求执行、要求保障。
时光——似骥行如长风，观虚空似空非空，人不能两次踏进河流，谁也不能一生成就两次黎明，生命亦重又轻。唯有真的人道方可造就真的英雄。有与无，乱与定，张与弛，浊与清，邪与正，死与生；“心中的道德，头上的星空。“
看过外宇宙Screen Shot的星图，开始怀疑人类的真实存在，人远不及彗星滑落；人的现象不再是“存在价值的虚无主义”，是个体宇宙主观通感所决定，本来不存在的理念意义性；花开花谢，潮起潮落，春华秋实，垂暮晚钟，长城万里，金字高塔，兵马泥俑，皆可为渺渺；皆可忽略不计；地球不过是一颗尘粒沙渚，我们算不上莱布尼茨的一个单子，我们只是一个可以偶加的生成之“数”，“与其归之于火，或土或水，毋宁归之于数。”（亚里士多德）在自然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反讽”。人生本无意义，意义要我们自己这个“小我”去制造！人生或人的自然，皆可似“能之即出即入”，按逻辑学家的语言，可“谓之几”。即所指，生命之事端，即是“未来而即将要来未去而即将要去”（金岳霖《论道》），而这里面未来未去或即来即去的缘由，却要决定于个体的殊相，也就是机缘或境遇。我这里要说的是，生命的概念，即是自然中境遇中的”自然”（physical nature）概念，也可以认为，人的生命的存在，是自然境遇决定了真正实在（really real）的意义。
亲爱的朋友们，人生就像一枚金币，从来被铸造成正反的两面；有福有祸，喜忧各半，善良与邪恶，真理与荒诞；成功与失败，伟大与低贱。我们必须“随而无故，”不必苦心挂虑、修饰和雕琢，无须那种虚伪、奢华以及不合时宜的震撼。尽管人生艰难，俗世诸事绕缠；我们依然应该自由地、自然地追逐人生，不必朝夕为功名利禄所累，只求真实地为了我们的人民、国家，为那些深陷苦痛之中不幸的病人和弱势的群体、以及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所有平凡的人，特别是那“沉默的大多数”，就值得我们去牵挂；如果他需要我们，我们则该当去竭力，这则可成就我们存在的数值之变，即可以证成我们人生之“道义”。
今天，倒是我们真能辨识了或摆脱了喧嚣的尘境，成就了眼识能见，耳识能闻，最终与义理相通，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修行。查南山律宗宗师道宣以“博综大乘，汇通小乘”的心法戒体一说，可为随道、无著、自在、思执之大念。
近代学人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观堂一生不离“人间”，但更重视“自然”这一概念，他欣赏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观情”之风，他常以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词”相互释证，揭示人生与生命状态；即“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议及头上的星空，是为释解道法自然之“道”，取真善美之“善”，择信望爱之“爱”，恰应了我们心中的真“道”，也就是生命伦理学范畴中的母原则。尼采说，勿负生命；康德说，要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也就是秉持行动中的“爱”，为求结果之“善”。这当是，人的顺其自然的“境遇”，即“爱与善的境遇”。
在兹，我依然要说，在一个多元的“后”技术时代，任何可能性似乎都存在；但如果没有一个良善的伦理环境，就不可能建立一个良善的全球秩序。任何人与事的正确处置，都要在遵循爱和善的前提下。普遍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类智慧成果的包容和融贯，也就是这样的缘由，长时间来，我深切感受到生命伦理学学者必须格外、认真关注以下这四大法则（定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海森伯不确定理论、西梅尔个体法则以及弗莱彻境遇论，它们将会帮助我们走出理论困境，不会由于意志迷失而被人左右或跑偏；使我们在困惑中复现清醒与冷静，始终能够保持我们的学术热情、学术个性与学术尊严。
“独在异乡为异客，”[ 唐?王维诗句。]是指灵魂移居而飘荡不定，身体只是灵魂的异乡，不过“我”暂居于此而已，身体是一个小小的石头驿站，是个“尚未”的空无之前；迟早如空空地来时那样，再空空地去便罢。那些建筑小寓的石料来自于痛苦的群山，但每一块岩石，都含有镇静的力量。因为必须明确死亡前的悬临状态；诗人的“故乡何独在长安”[ 白居易诗，原诗：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是说服“我”的暂居状态以及迁移的命运和必死的单向性原则，“我”不独在“长安”。“我”终有那一日，告别此一回的异乡、此在的“身体”，主体将随灵魂而去“他处、他乡”，作为“他者”继续漂泊。身体其实不是悄然地没于这个世界，而是脱落而沉沦，它不再是心灵信任与可依恋的那个寓所，而是曾经的陌生的“异乡”；它匆匆走过，不留任何遗憾与惋惜。
我们的生命世界，其实一直是含混的、模糊的、不可能精确的。西方医学一直企望给与身体或人的生命一种精确的解析，而因此就想通过“逻辑专技”找到生物性有机世界的元语言，以在这样严格的逻辑基础上进行研究或对人体疾病进行最后的破解；但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的逻辑系统或与语义学是适合含混语言的”[ 同上书，导论，第3页。].如果不重视含混性的意义，我们就可能陷入生命科学最终无法被认知的窘境和悲剧。经典逻辑并没有注意到：身体的高价含混性现象，即使在多值逻辑中，很多有效性定义也不是等价的[ 同上书，第95页。]。其不精确与不完备，是自然界的原真。
犹太裔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人类遭遇了一个空前的悖论：宇宙间普遍的事物趋向于熵的状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无序，而同时，许多事物又显现出被组织起来、复杂化、有序地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身体的有序性的同时，必须重视“生命的世界比物理学的世界包含和容忍要多得多的无序性。”[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而对于这种身体的无序性，只有以一种模糊逻辑观念去判断和推演应对策略和方法；笛卡尔式的普遍的数学的世界、秩序和尺度的合法地位，开始遭到质疑；经典意义上的哲学理性主义受到测不准、不确定定理的挑战，身体是“诸条件交互作用的功能系统”，它不被“1对1的相互关系”（精确度）所限定。含混性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罗素的一个观念，生活中，这种含混现象，不仅仅限制在事物的表征上，而且在所有生活现象中凸显。
身体的我，是一个真我的自我，身体作为有意识的“真我”必然在面对社会生活情境或事件中，在没于或“在”世界中进行活动，身体始终在场，由自我发起自然地意识到自我的功能与权力，作为“主我”做出规定，并随之由“客我”进入具体行动，此刻，“主我”处于经验、记忆意向之中，被给定身份和态度的“客我”，不可能理解与分辨行动的意义，“客我”只要是原来的前“主我”，就不是经验所直接给与的，这一切概全出自于一个“真我”，即“吾”，而非“我”，前者为“大我”，后者为“小我-假我”。“真我”与“大我”，是大全之我，是万物毕罗、天地并于的“我”。
东晋僧肇大师主倡“即真即有无齐观，齐观即彼己莫二。所以有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见徐小跃：禅与老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注：僧肇大师，是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学者，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这里的与天地同根之原我，分化为灵魂、精神、意识、有机体，皆与万物齐一，最后从一，为“空”；此前可交混在似是而非，而在情境中，自我面向未来，主我做出反应，进入经验，客我在具象过程中被召唤，履行责任，持有他者的态度。原我，本我，真我，应是大全、真全或普全的大我，其与天地日月同戚，与万物共命运；这就应了生活现象的认知。
凡物皆变，凡事皆流；人随着时间在变化，生命在宇宙中瞬息而易，身体终不可留。奥修借佛陀的话说：“你身上没有永久的东西，没有实体性的东西——你是一个流动，你是一条河流。”[ 奥修：隐藏的和谐，何文珊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6页。]佛陀坚持无我主义，是因为如果你接受身体并不存在，身体是“无”或“空”，你就克服了对死亡的畏惧，你就完全挣脱了束缚；人只有在“无我”或“无自我”的思想深渊中，直觉才能发生，真理才能够显露出来，只有把身体虚无化，你那个“我”则可以化作一面镜子，存在就映射在你身体上，虚假则被剔除，“我”变得一片透明。也就是你那个“我”进入了圆满、融入了宇宙、化生于梵境；“存在按它的样子的那个反映就是真理”[ 同上。]。
一位异乡人的沉思，应该是蓝色的，因为那是生命内在的本色，蓝天和大海，给了我们身体的悸动；黑色尽管看似忧郁、悲悯，但作为大地的元素，喂育了我们的心灵；惟有它，衬托了光明，光明指引着我们；黑色的玄想格外庄严，异样的厚重。蓝与黑，汇聚在一起，化合成闪电的火红，那被思想引爆的火焰，将熊熊燃烧，不再熄灭。
黑格尔从法国汉学家雷缪萨（Rémusat）的著作中了解到老子，黑格尔主张：哲学上的为了区分善恶的需要，必须要超越实体，回归到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老子的“道”。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宇宙的两个创造性的原则所构成。……”这是黑格尔对于“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的理解，他用这来诠释《老子》中的“道”。
与其“绝对理念”相合，并且循于自然；
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展现。万事万物的更替、发展、永久的生命进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之一就是展现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道）。
鉴于此，最后，我还是提出我的希望，我建议在应用和实践研究的同时不要忘记形而上哲学和高蹈的理论探索，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在我们惊叹于元宇宙、星链、Chart-GPT、量子等算法、应用技术进步的时代，不要忘记人是思想的动物，不要忘乎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念的进化，我们才易于被虚假的繁荣所累。大疫三载，我们曾经倾尽国力、财力、物力，特别是国人竭尽了心力；我们几乎付出了难以计算的断命式损耗，转了一个轮回，最后还是以“群体免疫”这一自然之道终结了一切。这康德与老子之能，这“自然的法道”，证明了人间何为正道、本道和真道。“道法自然”就是真正的形而上的宏大之道！效果历史说明，人、事件与科学永远要服膺于自然，不尊重自然和历史规律，任何非道义的势力都会被碾得粉碎。近代大家李宗吾说：“万物有引力，万物有离力。引力胜过离力，则其物存；离力胜过引力，则其物毁。”人心随力学规律而变化，我相信：山上生新木，林中有新路；我辈今之力，明之义常驻。
因此，我还是希望大家去学习、去认真读书，不要只顾及眼下的事，做些表面文章，忽视对基础的内在思考。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和热闹；不要过分追求光环的多少。我们的体制与机制存在着漏洞，有些人凭投机取巧有可能获得所谓“成功”，年轻人也经常被网红、流量、弯道超车、捷径与专营投机以及炫目的光环所迷失或迷惑，不过我还要规劝，还是不要去追捧学术流萤、会议明星和江湖领袖，要做一个真诚严谨术业有专攻的老老实实的真学者，你纵然可能寂寞，但你活得踏实和坦然。
我深望年轻的同道们，还是要甘于清贫和孤独，用一世的寂寞，做真正的学问，做实实在在的事，做老老实实的人。你可能不那么惊天动地，甚是在名利上有所牺牲，但你心安理得！什么都是浮云，物本无心，生命本无意义，但人生可以制造意义，获得心安，赢得价值。
白居易在《初出城留别》中有一段诗文：“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苏轼《定风浪》曾记：试问岭南应欠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在捉笔此文之时，传来一则骇人听闻的信息：“人类不过只是硅基文明的跳板”，“拉姆达事件”说明，生命转换的奇点已经到来；时间空间皆为有限；而相对无限的物理储存，将使传统的碳基生命“身体”消失。这显然是一件令我们惊魂不定的事。
庄子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庄子·列御寇》)
我们今天努力创造发展，我们明日将辉煌繁荣，我们的精神与事业永恒！我们定可“安其所安，亦安其所不安。”
忆及2004年5月一个夜晚，我结束了台湾的讲学，是夜，我从高雄机场起飞，突然东方升起一团云柱，向太空盘旋，那一刻，我恰好翻到一页古希腊神庙石柱上的一句谶语：最好的是健康，最美的是公正；从此，以此作为我们学会的会训，今天我想添加的是：最宝贵的是生命，最实在的是生活。
“尽管世界急速变化如同云形之飘忽，但完成了的一切都归本于原初。” （里尔克《致俄尔普斯十四行诗》） 最后，我要宣明：要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要热爱党和国家，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这片养育我们的深情的土地；我们要负责任，要勇于探索和担当；我们要积极、达观、正直和真诚，我们要乐天知命，要保卫和谐和友爱，要与人为善、厚德积善；要坚守道义与和平、民主、自由、公正！要勤奋读书、坚持学习、谦虚谨慎、明辨是非善恶、多思勤俭节制务实力行；力求保持心灵的洁净。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的生命是美丽的，我们的工作是美妙的；我们要坚信，只要我们拥有一个有意义的理念，我们每一天都会充满阳光。
“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新儒家三圣之一马一浮先生又话：“忧来无方，老至不知。空诸所有，乃见天机”。义理之说，内论一本。“我和我们”的身体既在场内又在场外，既在台上又在台下；思乡还乡又身在异乡，居所难定；人生之遭遇，大多当属测不准、不确定、不尽完备之事；故了凡于世之前，必应尽其精力，从剧场走向大路，从狭窄走向宽广；我辈当为惠及众生，尽做实事，倾身体之劳作，造福于人。
谢谢各位！
祝会议成功！
2023年6月10日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