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的？
乐黛云：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黛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
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初中毕业，我考上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十四中。可惜我在第十四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日战争胜利，第十四中迁回南京，复原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我则仍然留在贵阳。高中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我被美国文化深深地吸引。20世纪40年代那些美国的所谓“文艺哀情巨片”简直使我如醉如痴。泰隆·鲍华、罗勃·泰勒扮演的银幕上的美国兵竟然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每个周末放学回花溪 , 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两三场美国电影。当时的《魂断蓝桥》《鸳梦重温》《马克·吐温传》等影片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学校附近就有美国兵的驻地，特别吸引我们的是沿街销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地摊，从黄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纸，直到专供美国兵用的简装本的古典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有。这种简装本六十四开、软封皮、不厚不薄，在车上、床上，特别是上课时偷着看都很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莱、斯坦贝克，我都是通过这些简装缩写本读到的。当时，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刚刚出版，真称得上风靡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物，我和母亲也时常为书中人物发生争论。我当然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教养的文弱书生卫希里的崇拜者，母亲的英雄却是那位看透了上流社会、能挣会赚的投机商人白瑞德。
应该说，整个高中时代，我都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每个星期六一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的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西洋古典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我当时对萧先生特别崇拜，他的言谈举止对我都十分有吸引力。在这一时期，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包括英国 D.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法国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和《伪币制造者》，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等等，真是无所不看 ! 我也喜欢写散文、念古诗，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最热情的夸奖。
中华读书报：是哪些契机让您决心走上文学道路的？
乐黛云：我想我决定走上文学之路还是比较早的，初中三年级左右。那时候我在贵阳，那边很流行的就是俄国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苏联小说那时还很少。那时候流行的俄国小说，要么是托尔斯泰，要么是屠格涅夫。我那时很喜欢屠格涅夫，反而不太喜欢托尔斯泰，他的有些思想我不太认同，而且他的小说太长了，我也不是很喜欢。那时出了一套屠格涅夫丛书，一共六本。我喜欢他的《父与子》和《前夜》。这些小说都完全是讲革命的，像《前夜》就是讲俄国19世纪革命的，女主人公和她的父亲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那时起，我就比较喜欢屠格涅夫。我觉得我受革命的影响大概就是从屠格涅夫开始的。当时他的六本书，我就一本接一本看完了。那时候我来到北大，想要革命，但也不太知道革命是什么，当时我认为革命意味着一定不要过那种平凡的、特别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最不喜欢那样。所以我当时想一定要过一种特殊的、与别的女人不同的生活，而不是那种结婚、生孩子、做饭的生活。那时候我的标本就是屠格涅夫，是他《前夜》中写的女主人公。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很受俄国文学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您入学时“赶上了旧北大的最后一站”，听到了停课和院系调整前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您当时最喜爱的课程有哪些？有哪些老师让您印象深刻？
乐黛云：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废名的课。废名讲的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而且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是非常入神的，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了。另外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沈从文讲课很慢。“国文与写作”课原本叫“大一国文”“大二国文”，后来改了，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一连三年都要练习写作，且每三个礼拜都要交一篇习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亲自写过，自己立意、自己提炼、自己行文。这种锻炼我觉得现在太少了。
中华读书报：您的性格是否受到读书的影响？
乐黛云：人的个性可能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读书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初中二年级读了《简·爱》，女主人公那种自尊自爱、自我奋斗、鄙弃世俗成见、忠实于自己的心的性格无形中成了我的摹本。
高中时代，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它们让我第一次关注到社会底层可怕的贫困、痛苦和绝望，并深感如果对这一切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确是人生的奇耻大辱。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有幸接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和作者本人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我那时看当代小说、西方小说的时间很多，真正扎扎实实念古书的时间还是少了。有时间看一看古代作品很好，对一个人性情的陶冶是很有好处的，也可以看到过去的人是如何活过来的，他们有什么想法。
中华读书报：对于书的选择，是否也受环境、年龄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乐黛云：有关系。后来一连串逆境，使我深深爱上了《庄子》；庄子辽阔豁达的胸怀使我有力量去漠视生活对我的不公，尤其是他的名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成了我在逆境中做人的准则。与此同时，《陶渊明集》则陶冶了我浮躁而尚不能脱俗的情怀。陶渊明对素朴的田园生活的吟味，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等都陪伴着我，使我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体验着大自然的诗意而逐渐心安。“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等诗句使我对农村的静夜和清晨都充满着喜悦。后来，甚至对生死等大问题似乎也都有所参透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旦连生死都能听其自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