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慕天教授是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他初涉这一研究领域,至今整整40载。在国内,他首创“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这一研究方向,创建了第一个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共同体;他率先阐发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和科学逻辑转移这一重大变化;他首倡开展比较哲学特别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并以科学动力学为例,对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孙慕天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自然辩证法业界学习。
孙慕天教授在做报告
孙慕天教授①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或曰“俄苏科学技术哲学”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重要研究方向并在此方向下著书立说、杏坛育英不是偶然的,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及学术背景密切相关。他们这一代人出生于倭寇入侵、内忧外患之旧中国,成长于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之新中国,对待与祖国接壤的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导师列宁的故乡——苏联,抱有极其复杂的感情,正像他在代表作《跋涉的理性》“自序”中写的:“先是爱,接着由爱转恨,后来又由恨转为惊。”[1]总之,每当看到这个国家甚至想起这个国家,他总是要百感交集、难以释怀。20世纪50年代,风华正茂的孙慕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是苏联专家讲授的原版的科学和哲学,尽管敏学好问的他对当时繁琐的苏联主流哲学充满了厌恶,但还是在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1903—1985)、科普宁(П.B.Копнин,1922—1971)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丝智慧的霞光。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科学哲学,又不与繁琐僵化、鹦鹉学舌式的主流哲学同流合污的研究内容和治学态度,给青年时代的孙慕天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当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孙慕天的才智得以自由挥洒之时,就下定决心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冷”学问作为自己耕耘收获的学术田地,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了40年。“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先生经常借用的龚定庵名句。虽然孙慕天曾经撰文借以阐明自然辩证法的社会责任,但作为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自然辩证法界的一代名师,他却做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名山事业”,至少对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而言,孙慕天开创了若干个历史先河。
其一,在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中首创“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方向并在此方向上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十余人,在国内创建了第一个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共同体。
孙慕天是从1978年开始系统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开始只是做一些译介工作,例如,介绍了苏联学者尤里娜(Н.С.Юлина,1927—2012)对波普尔的评价文章[2]。1980年,他在《苏联近年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在国内首次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一阶段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动向。之后,他又撰写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著作出版情况》[3]、《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动向》[4]、《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5]等一系列介绍和评价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成就的文章。在掌握大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孙慕天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70年来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摸索时期(20世纪20年代-50年代中)、调整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60年代中)、转折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详尽介绍了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会议(1958年、1970年、1981年)的内容和主题变化,即从某些具体自然科学观点的哲学解释,转向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方法论,再转向对自然和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进行探索和思考。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注意力的转移再次表明科学哲学问题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共同的事业。绝不能把哲学的推论强加于这种或那种具体的科学问题,但是,唯物辩证法对解决各门科学的基本问题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在现代科学认识中履行着重要的启发性功能。孙慕天还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特点归纳为联盟性、党派性、时代性和组织性,这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指南。
在学术观点上,孙慕天率先介绍了苏联学者对“前提性知识”或曰“研究的理想与规范”(идеалы и нор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所作的别开生面的研究,认为前提性知识是经验和理论之外的“第三种知识”,包括基础部分和基准部分。而后者又包括作为本体论原则的世界图景和作为认识论原则的思维方式[6]。此外,苏联学者关于物质的进化和层次结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动力学的内外史综合论、关于科学解释中的理解问题等成果都是他最早引介到国内的,这些成果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参照系。进入21世纪以后,孙慕天仍旧撰文呼吁国内自然辩证法界应加强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殷鉴不远,就在苏联之世,不接受苏联的思想教训就会重蹈覆辙;苏联人已经成功完成的东西理应继承和发展,不应装作不曾存在而去做无谓的重复工作”[7]。而且,他的铮铮警告也得到了国内学界有识之士的回应,认为,“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成果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又一源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自然辩证法学者”[8]。2006年5月,孙慕天主持召开了“俄罗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座谈会”,对20世纪国内这一领域的工作做了全面的审视,对前景做了展望。同年8月,孙慕天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综合研究”的成果,以《跋涉的理性》为题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俄苏108年(1883-1991年)科技哲学所做的全面梳理,覆盖了东西方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从内史和外史结合的角度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所做的全景式的展示,可以说是对此前国内这一研究的系统总结。
20世纪80 年代以来,在龚育之(1929—2007)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建制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孙慕天先后主持召开了二届(1984年,1987年)“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主编出版了第一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1989-1990)》。1987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创立了全国第一家“苏联科技哲学与社会研究所”(现为“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态》学术期刊。1991年开始招收这一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如今,万长松、白夜昕、王彦君等昔日的研究生已经成长为我国新一代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中青年学者。2016年11月,“全国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为了进一步推动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发展,会议决定编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个文库,77岁高龄的孙慕天先生不仅亲自出任这两个文库的主编,而且分别为这两个文库撰写了“总序”。他高度评价了近年来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21世纪以来,在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无论在目标上,在学识上,还是在眼界上,都有了更高的起点,已经开始回答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新的学术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从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与俄罗斯学者的直接对话和交流,全面推进了这项研究,成果斐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几乎是与新世纪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同步的。”[9]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孙慕天先生因其远见卓识、艰苦创业、扎实工作、百折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凭借一批极具分量的论著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泰斗,标榜中国自然辩证法史册。
其二,首先阐发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和科学逻辑转移这一重大变化,系统论述了科学哲学在苏联兴起的原因、表现、意义和对我们的启示。
正如这个学科名称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科学哲学”(философияест ествознания)本意是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比如,1958年11月召开的全苏第一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提高自然科学的理论水准,促进加速解决那些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当时苏联学者们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上。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0],随着科学哲学在苏联悄然兴起,科学认识论、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11]。这一转折,既是苏联社会自上而下对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下东西方差距感到震惊和反思的结果,也是苏联哲学界企图挣脱意识形态对自由科学思想束缚的长期努力的结果。在内外双重力量的推动下,对现代科学认识、特别是科学理论知识进行逻辑-认识论分析已经是哲学面临的迫切任务了。这次研究中心的转移,不仅打破了自然本体论的垄断地位,而且形成了苏联科学哲学的几个研究传统:一是以凯德洛夫为代表的科学史-哲学方向,二是以科普宁为代表的科学逻辑- 方法论方向,三是以斯焦宾(В.С.Степин,1934—)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结构-发生学方法论方向,亦称“明斯克学派”。上述研究标志着当代科学哲学的苏联学派已经形成了。苏联学者讨论的问题不仅涵盖了当时西方科学哲学讨论的所有论题,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有所突破。可以说,“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和科学哲学在西方的革命性转型,是20世纪中叶世界哲学史突起的双峰”[1]。
此外,孙慕天还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史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社会思想现象。固然,各国家、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发展的道路,由于社会背景和具体条件的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道路总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可循。”[12]这次研究重心的转移首先是一场重新认识自然科学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至少在苏联还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社会性的集体理论反思。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提倡一种“无人的哲学”,试图建立君临具体认识之上的“科学宪法”;而如今,哲学被从“科学之王”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对科学只是起到规范和调节的作用。其次,也是更为重要和超前的是,有一些苏联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旧的自然科学哲学完全抹杀了社会的人和文化的人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这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曲解;而如今,新的自然科学哲学特别突出了人在科学认识中的主体地位。当然,在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中真正贯彻这一路线,实现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才发生的[13]。但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的这种超前性表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作为哲学的改革派,始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回望历史,对苏联哲学史上这一段创造性的思想大解放不仅当时国内学者一无所知,甚至号称“苏联通”的美国学者洛伦·格雷厄姆(L.Graham)也鲜有提及,而孙慕天所作的开创性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
其三,在国内首倡开展比较哲学特别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并以科学动力学为例,进行了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化研究源远流长,近代特别是现代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比较研究的发展。比较哲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方面,孙慕天把比较哲学研究归纳为四个方向:(1)哲学主题的比较;(2)哲学思想发生和演变的语境比较;(3)哲学的民族性比较;(4)通过比较揭示思想活动的规律以启示未来。他呼吁:“应当创立一个新的科学哲学分支———比较科学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14]这是因为和上述一般比较哲学研究相比,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目前仅局限于各流派哲学观点的比较,而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的比较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他特别强调:西方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比较研究是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而西方科学哲学和俄苏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是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科学动力学研究中,孙慕天发现有两种趋同:一是在20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本性是科学动力学这一点有了普遍的认同,而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也几乎同步地发生了向科学动力学的重心转移,这可以称之为“趋同1”;二是在科学动力学中,新旧理论的一致性或会聚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共同的理论热点,这可以称之为“趋同2”。“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遵循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趋同1’反映了二者的接近,‘趋同2’则表现出二者的离异,这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案例,饶有兴味。”[15]
开展比较科学哲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首先,和整个文化研究一样,研究科学哲学也必须有全球眼光,不应画地为牢,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次,通过和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更合理地为哲学的功能定位,从而更准确地认识科学哲学的性质。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科学哲学这个具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在新世纪焕发青春,使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再是“炒冷饭”,孙慕天先生以古稀之年开拓的比较科学哲学研究,为中国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指出一条明路。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孙慕天指出,“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导向。虽然正是在这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曲解,造成了惨痛的思想教训,但这本身就是一笔思想财富。总结和汲取苏联科技哲学发展的历史教训,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鉴诫,正是这项研究的直接意义所在”[16]。以上三个方面仅仅是孙慕天在俄苏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开风气”之勋业,尚不包括“世界4”“符码拜物教”[17]等其他惊世之作。然如同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价一样,“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孙慕天先生曾谦逊地谈到此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在笔者看来,他不仅以此为座右铭,而且身体力行,用自己几十年一以贯之、锲而不舍、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研究,践履了一名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在营造理想的精神气质中,为社会进步开辟道路”[18]的社会责任。
①孙慕天(1939-),辽宁开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他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研究工作50余年,著有《跋涉的理性》《边缘上的求索》《孤鹜落霞》等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与龚育之合作主编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是国内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资深教授。孙慕天以思想敏锐、勇于创新享誉中国自然辩证法界,所提出的潜蕴性整体、主导和基础的范畴、世界4、新物活论等观点,以及他所倡导的比较科学哲学研究,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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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慕天.但开风气不为师——论自然辩证法的社会责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2):46.
作者简介:万长松( 1969 － ) ，黑龙江呼玛人，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 苏联) 科学技术哲学。
校对审读：易显飞（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选自《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9月第32卷第5期，经作者本人和《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授权，在科学人文在线转载。）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