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疫殇忧思录 6：
这场灾疫究竟会给人类留下什么？
——身体政治观念的力量与历史意义
东南大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孙慕义
6 承担起身体世界大写的“位格人”：天使主义与灾疫中的白衣使者（下）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古老的职业，历史上几乎无从真实地确定，谁是第一位医生。编年史作者卡修斯·艾米纳认为，利萨尼亚斯之子，伯罗奔尼撒人阿尔莎加托斯是驻足于罗马的第一位医生，时间是公元前535年-公元前219年之间。因为他出现于布匿战争和汉尼拔即将入侵意大利这一时期；另一记载是说明罗马第一位医生见于公元前303年，正值流行病猖獗，医生治不了这些感染鼠疫的病人，人们只有向医神阿斯克勒皮欧斯求救。第三种遭到质疑的说法是，第一位医生来自于拉栖第梦，而意大利南部各个城邦的医生在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被重新任命，洛克莱斯的费力斯提翁就是其中的一位名医。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长篇讨论了人体和疾病的问题，曾提出“身体各部位的炎症，即体内的发烧发热，乃是胆汁所致”，同时，第一次确立微生物“就是病乱的生命体”这一概念。中国古代最早的的医生更难考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就有323片、415辞，对于20余种疾病的记录，这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足足提前了一千余年。公元541年秦国名医医和为晋侯诊病的年代，也有先于古罗马的医生的记录。
Medicus 作为源自于印欧语词根med（采取特定措施），由希腊语μεδομαι（治疗）和μηδομαι（思考、发明）拉丁语medeor（治愈）、奥斯克语meddíss（法官）的交混而成；公元前48年开始，大批来自于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医生集聚罗马，他们逐渐从被解放的奴隶成为有地位的合法公民。尽管他们长时期得不到政界的认同，相当一段历史阶段其职业定位和自由身份经受各种非议与争论，但由于他们是握持人的身体与生命的使者，一直被市民所尊重，到4世纪，奥索尼乌斯的父亲、波尔多的医生做了伊利里亚的行政长官；而誉为同时代最伟大的医生温蒂齐亚纳斯成为了非洲殖民地总督，有的医生进入了元老院，安西勒的巴西勒甚至被赋予了主教职位。
医护人员是卫士、志士、义士；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仁者！但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全英雄，天地楷模，他们无须用无限溢美之词去颂扬，任何捧杀之举都不会有好的结局，那不是善！他们更不是神。他们有担当，但他们是人，当然不会十全十美。称为天使长的医生都是伟大的，他们不是发哨人，也不是吹哨人；但他们可以比作天使长拉斐尔（Lafeier）,与米迦勒、加百列同为大天使，是站在宝座前的天使，他是医生、药剂师和旅行者的主保圣人；他是生命的守护者，是健康和幸福的保人。但我们不应过度地加冕与夸大这几位凡人医生的能力，他们不是万能的，他们不能阻挡权力管理层的暴力指配，尽管他们不是彻底的圆全的天使主义者，而他们始终是真实和坦诚的，是值得信任和尊重的医生；他们不会“句句话语皆为真理”，也会犯错误，也会说“可能”，也会用模棱两可的“二阶含混”的语言，回答公众的疑问与表述个人对事实度侧的局限性，但这不影响他作为“天使长拉斐尔”那样的美誉。钟院士以杖朝之年的高龄，不辞辛苦，夜泊餐车，疾行疫区，力断涡流，行张正义。这本身足以表明他的耿耿丹心。
人类对疫情的认识是渐进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科学家与医生不可能一开始就全部明确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规律与确切的结局，预见终究是对于可能性转归的“预估”，如果判定其传染性与传染力以及传染或播散途径，应以最坏的可能性予以发布，但要考虑到发布后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众心理的应激性。我们不可能在原初就指出一个精确的位点，让公众即刻就建立一个“人传人”的观念；但在难以确切证明“真与假”的二值原则阶段，我们可以先以“就重推定”处理，而不是至1月21日还似是而非地发布“目前尚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以及“不能排除有限的人传人”等含混信息。这虽然不该定为“疯言疯语的逻辑”（The Logic of Nonsense），但让我们联想到知识论的含混性问题。就是告诫我们在重大社会性问题与身体政治难题面前，如果不能给与明确的真或假的说明，那么，也不能把“非真非假”作为三值逻辑的一个选项，去解决“二阶含混性现象”；而信息发布的权力，如果不属于第一线的医生，他们作为理所当然的信使，就失去了关爱更大多数受到病毒传染威胁的人群的责任，作为天使主义的实践者，他们将是十分痛苦的。可以体味，艾芬、李文亮这样的仁慈的、在场与灾疫作战的医生，当时是何等复杂而压抑与委屈。而懦怯的管理人明知有医务人员被感染还一味发布谎言，矢口否认存在的存在，其取句处理方式以及别有用心的全量化“假言”、以假乱真，这种~p的适用一致性，即p的适用一致性的对反；揭示了一个多么危险的道义的黑洞。
医生是天使主义的实践人，应终身为天使主义者，
“拉斐尔奉派来到人间，他将揭去多比眼睛上的白色角膜翳，使其重见光明；……拉斐尔还受命为撒拉驱除恶魔阿斯摩得。”
钟南山、张文宏以及他们那些无名的天使主义者的同事，他们就是“使其重见光明”的人；他们是医治疾病的天命执行者，是施行那份沉重的“大医治病”之“仁术”的存在者，其“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往往，不皎不昧。”他们“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这一天使主义的义务。他们只是“有时去治愈”，有时会遭遇失败，但医生们深知：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天使主义须应遵循如下这样的信实：
医疗行善与爱德精神；爱是为了人，不是为了原则；一视同仁与坚守神贫主义；勿负生命与尊重个体的身体；允许、宽容、同情；劝慰、关怀与坚持守护；智慧、灵动与把握先进知识和技艺；正视治疗效果的不确定与死亡、接受各种可能的结局；不同境遇中保持理性与冷静；终身学习与时刻反省；与恶势力斗争。
此次疫情，历史见证了广大护士们的职业精神，人类不会忘记她们和他们做出的杰出贡献。她们与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护士职业的“天使性”。
没有人怀疑“白衣天使”的美誉，是从南丁格尔开启，这一具有浓郁宗教感的语词，多半源于人们对于崇尚的对象均具有神灵的米利都的泰勒斯的感叹，直到《圣经》唯一神论对于那个象征体敬畏的威严、万能的赞颂，这种充满人类理想的“天使”的形象成为一种“光明的存在物”，成为神圣荣耀的见证，作为上帝的信使，它们表征了对今世的关注，特别体现对于肉身之人等待审判和救赎方面需要另一种力量的佑助。南丁格尔作为具体的可以看到和亲历的人物形象，替代了人类生存和医疗过程中痛苦病人的心理期待的上帝使者，她的上帝实在的表征的信使角色直接触及人类生存的经验范围，成为人们孤寂、无助、廖寞心灵的一种期盼和依托，并成为一种身体关怀的对等物，作为道德生活的榜样，完成生活世界人性的诉求。
护士被首先喻为天使，这是病人和社会对于这一职业的期望和信任，我们不能因此表象化地停留在护士-白衣天使的语言形式中，而应深化天使存在的伦理概念给这种职业实存的道德特质。作为天使主义者，表现在基督医学早期修女作为护士的双合角色之中。修女恰好能够完成美丽天使的神圣、爱与温情以及对于病人身体和心灵的抚慰，她们兼任护士繁杂的、辛苦的医辅和护理工作，正是暗示了更高级存在者的“il y a”（有）的使者本身功能。她们作为具体的可以亲近的“主的使者”履行“上帝”吩咐的责任，治病救人，并且与医生们合作，完成医生无法完成的琐碎的医务工作。她们在“燃烧的荆棘中”，接受各种艰苦的事务，她们和人们心目中想象的天使一样，成为一种人格的存在，“作为神圣的信使奔来走去”，她们证成“服役的灵、奉差遣来效力”。他（她）们使用出色的工作，完成超绝的歌者的“还乡”，并帮助病人-同胞-同乡或异乡人找到存在的经验中，共同回复到身体的本质，改变无家可归的状态，最终归属到天命的“故乡”。
护士处于最多的复合角色之中，妻子、女儿和母亲、社会工作者、医生的助手、独立的健康守护者、心理关怀师等；护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处于科学技术和人文关怀、护理事务的执行人三元之间的区域，她们有时表现出女性的柔弱和社会地位的“卑微“以及各种角色的冲突之中；有时以特定的角色复合应对于各种关系变化之中。后现代曾经呼唤护士以主体身份出现于社区和康复中心、临终关怀机构发挥作用，但是她们依然没有真正走出传统的从属地位，或者成为守护生命的先锋。
男性护士加入这个几乎一直是女性单一性别的群体，并未形成什么规模性改革，而且男性护理人员往往主要活跃于精神病人护理工作的有限领域，没有使传统的职业队伍性别成分发生根本的文化心理和角色意识的转化，相信在护理事业和医疗进步的大革命到来之前，会有一个重大的职业性别的调整。
护士面临一个难以避免的难题就是如何拒绝不允许的医疗合作（cooperation in illicit treatments）。这在临床上并不鲜见。护士又是被分配去做或参与她们凭良心不能同意的协作，如安乐死、对于已经分娩之后的“没有出生权利的新生儿”或者对患有具有争议的“严重遗传疾病”的新生儿的处置、撤出没有完全失去生的可能的患者的生命支持系统、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捆绑等；或者已经发现医生的责任失误甚至犯罪而被受命参与协作，诸如此类困境，护士如何解脱。护士的一般日常工作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如果忽视不同意医生错误行为和目的，她们是否继续提供协助，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但也迫不得已而为；她们面临三种选择：第一，虽然知错但不情愿地合作；第二，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在合作者依然固我的情势下被迫继续合作；第三，拒绝合作退出这项工作。理论上“良心是道德行为的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并且没有人能够要求自己具有道德真理的独占权。然而，容忍的价值是一条双行道。病人和医生必须尊重忽视的良心，正如他们希望护士尊重他们的良心一样。”护士和护士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她们是天使般的美丽和使人心灵上有依赖，应该尊重她们的各种有益于病人的选择，使她们在自主中完善自己道德的职业理想和坚定信念。并且增加伦理智慧。
此处，法国最引人瞩目的女性思想家西蒙娜·韦伊曾经留给我们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于护士们最好的、最具启悟性的语言：
“那些认为深入肉体的不幸就是他们的时代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有可能并有职责认识世界不幸的真实情况，现实地注视世界的不幸……而肩负这种职责又不尽职者是不幸的人。”
不言而喻，医生与护士都是诚实、坦荡与有能力的人，他们给与这个世界以爱，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像战士一样，一直处于身体风险与权力风险的最前沿；他们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与超越其他职业的待遇或特权，社会与政府必须规定其较高的工作报酬和超出政府官员的本人和家庭的生活保障，特别对于感染或传染病以及相关的公共卫生流行病第一线人员，应提供较为丰实的健康补贴与福利；对于女性医护人员更应增加额外的照顾与尽可能满足其由于性别特点由生的伤害。从罗马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人们从医生那里购买都是无法估价的东西，即生命与健康；因之，这样的法令和身体政治策略，是合理的，并应成为一种共认意识。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立场上把个人的功能看做天使主义义务论的话，我们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权利应当按照义务来分配。这就又回到包尔生的陷阱，因为他和霍布斯不同，他没把身体政治视角的爱和善的因素考虑在内，就是说天赋与人的除了权利、欲望、物质化快感，还有天使主义的信仰与奉献的美德。任何一位评论家都是有局限的，绝对的真理只有“上帝”。医学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组织、理解、解释、讲授和教育、技术应用实践和临床行动以及实验与再创造；诊疗过程十分复杂、是变化和经常发生特例或意外的，显然，用某一种疾病和患这种疾病的病人对应一种关系模型是幼稚可笑的，伦理学或社会学如果如此指导医学生活，肯定不会成功。医患关系对任何的医患二体或两方、多方关系体都是某种或某几种模式的特殊混合体。我们发现，某些个人在事件中“分裂”的经验，即那种“正在被分裂”的感觉已淹没了我们的清明的理性，或是我们由于缺乏自己判别对错的能力而陷入被别人只是奴役的境地；我们因为同时进入太多的陌生领域而显得十分愚钝，又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逐字逐句去分析“拿来的知识”的原始依据，因此，我们把本来很清晰的善恶界限判断标准，编造得逻辑上极其混乱，最后连我们这些自觉是理论家的人，也没有了解决问题的勇气，只余留下一味叹息“两难”的结局。任何知识的完整始终是征服人类苦难和挫折的图像；越来越多的现实难题逼迫我们创造身体政治的系统理论，我们不能等待。保罗·蒂利希因此感奋地写道：
“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已没有规范和标准来衡量。决断是必然正确的东西正确了。海德格尔的历史作用之一在于：他对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进行的存在主义分析，比任何人都更详尽，从历史上看也更具毁灭性。”
他又说：
“人创造了他之所是。他没有被给予任何东西去决定他的创造性。他的存在的本质——‘应该是’、‘必须是’——并非是他的发现，而是他的创造。人就是他是自己成为的那种东西。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也就是敢于使自我成为他只想成为者。”
天使主义者应直面生死事件，体味“医‘生’、医‘死’、医‘残’”的医学悖论；他们应该在医疗实践的同时，随时迎战“比新冠病毒更凶残的精神或文化病毒”；这就是医务人员-承担起身体世界的大写的“位格人”，可以称为“天使主义者”的缘由，而他们不仅是作为医学科学技术和知识的英雄。
天使主义弘扬的是永恒的爱，同时要始终有信与美丽的希望。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疫期终会过去，难忘的2020年终会成为一段带血的历史；多少破碎的家庭，多少消殁的生命，多少残缺的身体，多少无法补偿的心灵的伤痛；都留下了一个一个的“存在的存在”；尽管还是这片黄莽蓝绿的天地、这样的万生消长的四季轮回，尽管还是如此“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的重复；而加赠见闻的文字，如同方方那一篇篇散朴、真诚、毫无浮华的关于千人物事的、染血含泪的记录，都留存下永久的悲哀与挥斥不去的忧郁的印迹。当下，我们要警惕精致的、极端的利己主义与狭隘的功利民粹论的混血生物体对我们健康身体的袭扰，这是腐蚀身体政治意志的祸根。任何歧视疫区的患者与同胞的言行都应于鞭挞；要敞开胸怀接受所有愿意归国休憩的海外游子和留学生，他们是我们的亲人；中国历史上，海外华人和侨胞一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过不可替代的卓越的贡献，他们与我们休戚与共；他们就是我们，就是“我和你”；嫌弃、鄙视、拒斥、慢待他们，就是另一个意义的“背叛”。眼下，很多国家的疫期还未到拐点；“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口号，正是需要用我们的行动来兑现；“让世界充满爱”！我们不喜欢色厉内荏、以邻为敌的噪声；人类大家庭每一位成员都是一山之木、同海之波，我们依然须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你的邻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情怀。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飞舞，终为土灰；百年之后，此次疫情的亲历者基本已然卒归于无机世界；伊时，还有何人何事何样痕迹可显、可存；今天，风云一时，风流一世，也概全销声匿迹，唯留凤毛麟角点点划痕而已。历史沧桑，瀚海茫茫，多为平平草芥芦苇，滚滚红尘，终于戛然廖静。而医护人员那种天使主义的救死扶伤、舍身奉献的赤胆忠心与大医精诚的精神将世代永存！
我们应怀抱大梵热情之毅力（brahma-tejas），面载大梵盛德之容（brahma-varcas），正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言：
“心思的一启明了的生命，摄取一切知识，有一种发现，接受，保持的悦乐，一种精神的热忱，殷切，或极喜；一光明的权能，充满了精神力量，照明，和工事之纯洁，显出祂的国土了；一渊深无底之安定与无限之平静，支持了这一切照明，运动，作为，好像安于一太古的磐石，平等，无忧，不动。”
如作为结语，可以再缀加席勒给贝多芬《欢乐颂》中的最后一句唱词：
“你的威力，
能把人类重新团结在一起，
在你温暖的羽翼之下，
一切人类成兄弟。”
2020年3月21日收笔
参考文献与注释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