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小

其他版本的《鼠疫》(3张)

 说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著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著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干的记者被迫过著无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参与自愿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

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魇。 ^[2] 

《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读者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3] 

作为一名医生，里厄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不认同帕纳卢神甫集体惩罚的观念。在他看来，如果天主无所不能，自己就不用再去给人治病，而是让天主去治病。加缪通过里厄医生的坚定话语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而且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历程中，人类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而这场鼠疫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接连不断的失败。尽管明知是一场不断地与失败进行的抗争，但里厄医生依然奔波忙碌，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他坚信，“看到瘟疫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对瘟疫逆来顺受”。他始终关注人类的健康，恪守医者的职业操守，始终坚持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职责，真正体现了不为名利、甘于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怀。作者借里厄医生之口揭示了医生最终的职业注脚，那就是“尽管有个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灾难及其不断惩凶的武器，而人们不能成为圣人，也不能容忍灾祸横行，就努力当好医生”。 ^[4]  而后，母亲的“沉静”成为里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支撑。当母亲表示鼠疫没什么大不了时，里厄赞同母亲的看法，觉得“有了她，什么事都显得很容易解决”。面对荒诞，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并正视荒诞。其次，母亲的“谦让”、“简洁”又教会了里厄脚踏实地地反抗鼠疫的方式。在小说中，里厄不寄希望于未来与上帝，而是致力于眼前的工作：“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 ^[5] 

小说没有提到里厄的父亲，在整个鼠疫期间，只有母亲与里厄相依为命。里厄老太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沉静”、“谦让”、说话的“简洁”。在这里，“沉静”、“谦让”与“简洁”的潜台词是丰富的：“沉静”意味着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把握与彻悟：“老太太能不假思索就弄懂一切”，她“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谦让”、“简洁”则意味着在承认、尊重荒诞现实的基础上反抗荒诞的“低调”。面对荒诞，承认荒诞，同时保持谦逊、低调的姿态，不夸夸其谈，坚持脚踏实地。里厄母亲出场的时刻颇值得玩味。在小说中，在鼠疫刚刚露出迹象的非常时期，里厄老太太就适时赶到了，这隐喻、预示着她将是里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指引。 ^[5] 

塔鲁的母亲在小说中没有出场，他与“父亲”相联系。通过塔鲁的叙述，他的父亲是一个检察长，“天性善良”。然而，一次随父亲审案的经历极大地触动了塔鲁，并改变了他对父亲的看法。在庭审过程中，那个“可怜”的罪犯引起了塔鲁的深深同情。与之相比，正在宣读公诉状的父亲“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而是“满嘴空话大话”，并“以社会的名义”宣判这个人的死刑。从这天起，塔鲁“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并“震惊地发现”父亲“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显然，在塔鲁的意识里，身为“检察长”的父亲已成为死刑与谋杀的隐喻，塔鲁对父亲的憎恶，正是对死刑的深恶痛绝。塔鲁不仅反对死刑，而且在此基础上重点思考了“合法”谋杀的问题。为了反对死刑，塔鲁搞起了政治，但他发现，在政治斗争中也要“宣判死刑”，而且是“合法”宣判，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换言之，为了未来的幸福王国，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是必须的。最后，塔鲁明白自己错了，自己由反对“死刑”，企图拯救“受害者”而变成了“合法”谋杀的支持者，变成了“刽子手”。在这里，塔鲁表现了对政治斗争、社会改造这些英雄主义的“拯世”运动的疑惧。在他看来，社会改造之中为了消除社会不公而“不择手段”，为了未来的人间天堂而摒弃当下的幸福，正是一种“合法”的谋杀。 ^[5] 

在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中，很多人愿意从加缪写作的真实背景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在法国南部的加缪无法与亲人通信，从而陷入孤独和对法西斯的憎恨中，于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隐喻——然而，忽略背景，把“鼠疫”看做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困境，那么《鼠疫》会因其对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观察以及塑造的绝望中人类抱团取暖的真情而更具价值。 ^[6]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3] 

《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 ^[3] 

面对鼠疫这一极限境遇”，《鼠疫》中的不同人物——里厄医生、志愿者塔鲁、帕纳鲁神甫、记者朗贝尔、小职员格朗以及罪犯柯塔尔等纷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在加缪心目中，里厄与塔鲁才是小说中真正重要的两个人物，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他们对鼠疫的反抗上，也表现在对小说的叙述上。 ^[5] 

在反抗鼠疫的过程中，里厄与塔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里厄自始至终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没日没夜地救治病人；塔鲁则积极奔走，建立了卫生防疫志愿组织。两人都为反抗鼠疫付出了沉重代价，里厄不停地奔忙，以致在妻子临死之前都无法与其见面，塔鲁则因染上鼠疫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与鼠疫的殊死较量中，里厄与塔鲁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除了重点描写两人共同抵抗鼠疫外，加缪还让里厄与塔鲁一起承担着小说的叙述任务。在小说结尾，亲历了整个鼠疫事件的里厄医生表示自己是《鼠疫》这部“记事性编年史”的作者，也就是说，他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并非惟一的叙述者，在里厄的叙述过程中，他不断地引用塔鲁的笔记来描述鼠疫事件——里厄与塔鲁都是小说的叙述者。由此可见，不管是在对鼠疫的反抗上，还是在对小说的叙述上，里厄与塔鲁都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5] 

塔鲁在反抗鼠疫中的价值主张与现实行为之间的悖反现象值得注意与深思。塔鲁与里厄的价值主张并不矛盾。里厄推崇低调的脚踏实地，塔鲁反对高调的英雄主义——这两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塔鲁憎恶“父亲”原则，反对英雄主义，认为英雄主义的社会改造会造成“合法”的谋杀，在他看来，医治社会的疾患，不应该是英雄主义，而应该是里厄这样脚踏实地、抓住当下的“真正的医生”。然而，在反抗鼠疫的实际过程中，塔鲁却背离了自己的价值主张，他与里厄的行为选择并不相同。里厄声称自己“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什么兴趣”。而塔鲁却关心的是英雄行为，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他四处奔走，积极发动志愿者组成了防疫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与鼠疫搏斗，并最终因染上鼠疫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5] 

一方面，加缪对塔鲁的英雄主义，即便是与恶斗争的英雄主义，也保持着谨慎与畏惧之心，认为与里厄、格朗“取决于人自身”的价值取向不同，塔鲁追求“超越了人类”的东西，此时，他便站在反对塔鲁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加缪又试图把塔鲁的英雄主义世俗化、普泛化，或者说把它“里厄”化，这时，他就站在塔鲁的立场，赞同塔鲁的英雄主义。 ^[5] 

至于里厄，当朗贝尔企图让医生里厄给他开具未染上鼠疫的证明，以便能逃离鼠疫与情人相会时，里厄拒绝了这一要求。朗贝尔指责他“生活在抽象观念里”，里厄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 ^[5] 

当朗贝尔指责塔鲁的英雄主义是一种“理念”时，里厄毫不犹豫地站在塔鲁一边，反驳说“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显然，在这里，里厄选择了社会义务，选择了英雄主义。而当朗贝尔表示自己“选择爱情”是否错了时，里厄却“有力地”说“您没有错”。最后，朗贝尔思想转变了，他为先前选择个人幸福而感到羞愧，里厄则“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在这里，里厄又选择了当下的个人幸福。后来，当朗贝尔决心摒弃个人幸福而选择社会义务时，塔鲁提醒他如果想与大家有难同当，他就必须在个人幸福与反抗鼠疫中“作出选择”。朗贝尔反问：“你们自己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接下来，“塔鲁和里厄都没有回答”，“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很难回答，尤其对里厄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两难的抉择）最后，里厄“费力地挺直身体”，说：“原谅我，朗贝尔，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他又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里厄宣称“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然而，客观现实又让他“抛弃了我之所爱”。加缪的思想悖论在此表露无遗，而“说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又清楚地表现了加缪在这个问题上的迷茫与困惑。 ^[5] 

最后，里厄得出了结论：“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这里的潜台词也是丰富的：既然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不去追究了，就只有抓住眼前的工作，治病救人。在这里，困惑的加缪最终回避了这个艰难的抉择。 ^[5] 

《鼠疫》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加缪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题、一场考验——一场对其“反抗”哲学的考验。在反抗鼠疫的极端情境中，幸福与反抗、“有益”与“有趣”、历史与当下产生了复杂的冲突与纠葛。历史需要反抗，若反抗，必然需要牺牲幸福，加缪却又担心放弃幸福会让“反抗”走向幸福的反面，如此，则无法介入历史，只能是“静止的”反抗。 ^[5] 

另一方面，加缪选择鼠疫的形象不是偶然的。这个恶势力的可怕化身在小说中几乎是一个活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实体。加缪需要用鼠疫这种自然灾害来讽喻的原因。这种灾害似乎是故意从社会范围里抽出来的。既没有使社会四分五裂的阶级矛盾，又没有恶的具体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孤立无援的，都面临一个神秘难解的充满敌意的自然力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最高尚的人，甚至耗去不可想象的力量，也只能限制灾难的范围，而不能根治它。 ^[7] 

即使鼠疫可以看作是一切是灾难的象征和缩影，而就当时而言就是法西斯专制与战争的象征。在加缪看来，任由法西斯主义得逞于一时的世界，更是荒诞不经的世界。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里厄医生见科塔尔坐在桌前看小说，就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说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就会更好。里厄没理解他的话，就劝他摆脱孤独，多与人们交往。科塔尔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他指着桌上的小说:“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名字写人档案J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做吗？“对这段描写，苏联评论家鲍列夫在《存在主义及其“人”的哲学》一文中作了精辟的分析；科塔尔所读的小说就是卡夫卡的《审判》，“卡夫卡和加缪的被追捕的形象，艺术地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现代人不能防止人们自己创造的、但又摆脱他们控制的官僚制度的迫害，人在这种盲目的暴力而前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甚至偶然发生的鼠疫比这种暴力还要好些。鼠疫成了被迫捕者的同盟。鼠疫是灾祸，但与人为敌的抽象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暴力，是更大的灾祸。卡夫卡在《审判》中预报了即将发生的事，而加缪则通过科塔尔的形象回顾了不久的过去:在创作《审判》和《鼠疫》这两部作品之间，历史上有过法西斯灾祸时代的黑影。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里。现代人根本不能防止‘制度’的与人为敌的、作为人的对立物的暴力。 ^[7] 

强调世界与人生的荒诞性，即存在的荒诞性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石。尽管加缪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文学家在荒诞世界的自由选择者，他和萨特也有过某些分歧与争论，但评论家根据他作品的主调和基本观念，一般都认为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有时甚至比萨特更浓。他的一些作品揭露了荒诞世界里的荒诞人生，表达了人们起来同荒诞的生存条件作斗争的理想；同时又流露出对荒诞存在表示无可奈何的惶惑心理和愤您情绪，作品中含有比萨特更多的悲观消极成分。正因为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比萨特更强调存在的荒诞性，所以又被称为“荒诞哲学”。《鼠疫》中的瘟疫和里厄医生的救护行动，与《西西弗的神话》比较类似。加缪的哲学有着深刻的矛盾。他也是一位现代的西西弗。他的哲学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界感到人类命运难测、世界前途未卜的普遍惶恐、绝望、无所作为而又渴望行动与反抗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一荒诞哲学“或”反抗哲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病，但却无法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扭曲了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尽管同情被损害被奴役的人，但却脱离人的具休的社会环境对孤立的个人进行本体的研究，必然陷人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当然也不能指出一条摆脱荒诞、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与自由的正确道路。 ^[7] 

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3] 

在文中是留有许多里厄医生作为“叙述者”的痕迹：文章中在进行一件事件与另一件事件的转换时，往往是以里厄医生的行为来引起过渡。如以“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宣告故事的真正开始。在之后一旦涉及需要叙事主体出声，都是以里厄医生的视角来见证，如“里厄医生正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即使某件事情的中心人物并非里厄，但依旧会将其控制在里厄医生的所见所闻之中，如在议论帕纳卢神甫的信仰矛盾之前，先声明“里厄刚想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而对于神甫最后的死亡，却没有描写其临终的表现，因为里厄医生当时并未在他身边。这种通过将叙事领域严格控制于某一人物的视野范围中而不越位，正是采用“内聚焦”叙事视角的表现。 ^[3] 

加缪主要采用内聚焦中第三人称叙事视角，通过这一视角的运用，使得其视野范围相较于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视角有一定自由度，如文中大段地对鼠疫肆虐下的奥兰城压抑恐怖的环境描写，仿佛拍摄纪录片似的“录入”读者脑海，这正是文中希望得到的“客观记录”效果。但相较于第三人称的零度聚焦，这一聚焦方式又有很多限制。读者无法知晓鼠疫究竟是因何发生的又是因何消散的，但“这种聚焦方式在赢得人们信任的同时也留下很多空白和悬念，这些空白和悬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读者的一种解放。”加缪通过这一叙事视角在满足读者认知需求，给予读者思考的缓冲余地的同时，发挥这一视角影响读者主题诠释和伦理选择的功能。 ^[3] 

在《鼠疫》中，加缪思考人与世界出现了错位关系，由此产生了被迫流放行为，里厄医生与《局外人》中自我流放的默尔索一样构成了“荒诞的人”存在于世界的基本姿态。但在加缪的哲学主张中强调多样性和自由，他不愿意将自己的伦理态度强加于读者，因此他选择采用第三人称的内聚焦叙事视角来客观记录世界。“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理论同样适用于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加缪身上，通过《鼠疫》中不同人物迥异的价值观与面对鼠疫这一共同灾难时众声喧哗的复杂表现，形成一种类似于“戏剧式的复调世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狂欢化”色彩。加缪虽然“指派”里厄医生作为故事的叙事者，却没有赋予其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力。面对灾难时，塔鲁产生的原罪思考与英雄式反抗；朗贝尔的犹豫彷徨；科塔尔的内心阴暗……正是展现与审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舞台。加缪通过展示多样化的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来邀约读者进行“自由选择”。 ^[3] 

虽然加缪通过第三人称内聚焦视点的选择强调一种“客观”记录，但却暗含着他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和价值预期。首先，相对于零聚焦的“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这一视角避免了冗长的道德说教，取而代之的是悬念和空白，这不仅从客观上印证了存在的合理性也影响着读者的伦理取向。其次，聚焦于特定人物，通过他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使得读者更加能亲近人物，理解他的内心世界，相较于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强行介入，这一叙事视角不容易被察觉。里厄医生不相信上帝，也不赞成英雄主义，他只坚持治病救的本职工作。这显然无法成为一个经得起歌颂的人道主义英雄，但他的确依靠自己的方式拯救了许多人。而在这样一种潜移默化地影响下，读者会更加认同里厄的做法和价值观，无法认同政府当局的刻意隐瞒和举棋不定；无法接受帕纳卢神甫将鼠疫归结为“罪有应得”；无法“代表”“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的科塔尔讲话。最后，利用第三人称内聚焦视点，使得被聚焦人物也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而读者也与叙述者一同体验生活，一同内省。里厄不是圣人，“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的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情感外露。”他为自己的面对他人死亡麻木不仁感到难以置信，“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3] 

到了最后，随着鼠疫霍乱的消退，奥兰城再次显现出非常幸福安宁的样子，“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人们赢得了胜利。但对于里厄，他又赢得什么？“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是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赢得全部是“知识和记忆”。他依旧是冷静和警惕的，对于在鼠疫过后接到的妻子病逝的消息时是冷静，因为这虽痛苦但不突然。对于“胜利”，他保持着警惕，因为他明白这并不代表着终结和安定。隐含在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作者依旧在发声，依旧在向读者传达自己的伦理价值取向。加缪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和伦理道德，他明白生活仍再继续，荒诞和苦难不会停止，他没有加入欢呼的人群，他提醒着读者记住“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3] 

在《鼠疫》中加缪借“老鼠”影射法西斯和一切邪恶的势力，鼠疫的灾祸象征“战祸”，用“鼠疫恐怖”象征“战争恐怖”，用人们在抗击瘟疫中的表现和感受，反映人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感受。他在小说中写道: “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 ^[8] 

加缪的小说所描写的“鼠疫”不仅仅是战争，而且也是人类过去曾经经历、现在正在面对、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灾难的象征和缩影。它警醒人类:威胁着人类幸福和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人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自负，更没有理由肆意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家园，人类与“瘟疫”的较量尚未结束，战争的硝烟仍未熄灭。由此可见，作者选择“鼠疫”作为小说标题及故事题材的独具匠心和深远的象征意义。 ^[8] 

加缪不仅深刻地洞察到阳光背后的黑暗与阴影，而且深深地热爱着光明。他用诗一样的笔触描写阳光在黑暗的战争年代给绝望的人们带来的一线希望。“暴雨过后，天空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在人们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艰难岁月中，阳光在渴望和平的人们心灵里留下一个执着的希望，它使人不至于自暴自弃，走向死亡，而是坚强生活下去。当人们取得战胜鼠疫的胜利时候，“太阳驱散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在空中与它较量的寒气，阳光连续不断地照耀着这座城市。”人们跳舞狂欢，城里钟声齐鸣，“铿锵之音在蔚蓝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阳光下回荡。”加缪通过“阳光”的意象使作品中的人物从对现实的痛苦迷惘中汲取精神力量。阳光与阴影的交织反映了人们面对荒诞的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的人生态度，充分体现了加缪在苦难中寻找快乐、在绝望中蕴含希望、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荒诞中追寻真理的人生哲学思想。 ^[8] 

1947年《鼠疫》获得了法国批评奖。 ^[9]  50年来畅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 ^[10] 

小说《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进一步确立了加缪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9] 

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札记〉》：“他这样做的时候常带有一种合乎情理而又自信轻松、优雅宽厚的非人格性的神气。” ^[11] 

孙甘露《当你咳嗽读什么》：“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12] 

作家蒋方舟：“这是一部无论篇幅、题材、文笔和主题都无可挑剔的小说。”“我会反复阅读这本书，不断告诉自己什么是善，以及在动荡、战争、劫难的极端环境下怎样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告诉自己怎样在集体的荒谬和失控中坚守正义。” ^[13]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

 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14]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