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兰·德拉·杜兰塔伊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评论的书：《身体的用途：牲人IV, 2》

　　 (L’uso dei corpi. Homo sacer, IV, 2) Giorgio Agamben Neri Pozza, ?8 (paper)

　　 1968年6月，26岁的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离开特别动荡的巴黎，去参加当年举行的第一场不寻常研讨班（共两次）。那是亨利·基辛格教授（Henry Kissinger）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研讨班，该会接待了世界各地被当地政府选派的“未来世界领袖”的代表。有一天在课堂上，阿甘本打断基辛格，告诉他说“他对政治简直一窍不通。”基辛格笑了笑。到了年底，他就成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是他后来担任的众多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个。在法国南部举行的第二次研讨班由法国抵抗组织的英雄和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主持，主讲教师是欧洲哲学的“灰衣主教”（éminence grise幕后操纵者---译注）79岁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成员有8名。一天，海德格尔对在场者说他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性，虽然他们可能会，因为那是局限性的本质，是学生的本质。

　　 在那些研讨班之后，阿甘本放弃了法学研究和诗人活动，转而研究哲学。最后，在1995年，他不再是特定哲学圈子里的著名哲学家而是成为名闻天下的哲学家。有分析家说他突然爆得大名是因为出版了《牲人》（Homo Sacer）系列丛书的第一部。（拉丁文,来自罗马法,超出根据共同体的绝对法对恶者加以惩罚的一切可能,被社会驱逐的人。他可以随便被杀死,却不能在宗教仪式上被献祭。---译注）该系列丛书的勃勃雄心是把基辛格研讨班讨论的政治问题与海德格尔研讨班中讨论的问题联系起来。丢人的是，阿甘本在现代生活的法学空间与纳粹集中营的空间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系列的第二部《例外状态：奥斯维辛的幸存者》（1999）引起的轩然大波更剧烈。现在，出版了7本书和过了20年后，该政治和哲学课题终于到了出人意外的戏剧性终结。

　　 阿甘本野心勃勃的系列丛书旨在为政治提供新基础。

　　 《牲人》是古罗马法中的法律术语，用来指一个因为严重罪过而被驱逐出城市的人。他可以随便被杀死,却不能在宗教仪式上被献祭（你不能拿对你来世没有价值的东西献祭）。这个“神圣之人”因而被排除在社会活动和共同体立法之外，唯一能够使用在他身上的法律把他排除在外。当然，若依据你看待国际事务现状的方式，你可能觉得阿甘本选择使用“牲人”作为旨在为政治学提供新基础的课题招牌或许有些怪异。

　　 在丛书第一部，读者很快习惯于这样的激进观点，“今天，西方根本的生物政治范式不是城市而是集中营。”该观点不是说当今的生活全部或大部分类似详细体验过的集中营生活，而是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神圣与亵渎之间的区分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新的合法性和法律性糟蹋了开放空间，结果，许多人卷入没完没了的暴力之中。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该系列的随后几部似乎是对最初主题的发展和附录，许多读者自然要期待课题还没有真正终结，作为对最初观点的评注不断继续下去，不全力支持是因为不值得全力支持。

　　 过去20年里，该系列丛书引起众多关注、兴趣、赞美、谴责、误解、沮丧。沮丧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与该书某些主张的煽动性本质有关。第二类源于第一本书的建议的概括描述过于模糊不清：潜力与行动之间、单纯的生物学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存在与本质之间、秩序与无政府之间、政治与本体论之间的新关系。虽然后来的著作澄清了许多问题，这些根本性的形而上学联系或断裂仍然是不确定性的，与该课题1995年的初期一样。这些本体论建议的模糊概括令许多人感到神秘莫测，他们指责阿甘本故意神秘化。或许正因为如此，该系列的第八部也是最后一部《身体的用途》才让人感到如此震惊。很多人已经纠结了很长时间。但它是系列中最细腻、最丰富、最有趣的一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集中了之前著作中的所有担忧，非常广泛和详细地考察了法律和礼拜仪式、革命和镇压、古典哲学、主权、经济、修道院秩序、大屠杀等等。《身体的用途》从开始就指导读者“那些阅读和理解本课题前期内容的读者会知道他们并不期待新开端，更不会期待有结论。”这是在最后一部的开头能读到的意料之中的话，不过，若考虑到终结，它仍然令人吃惊，因为两者之间的东西在世人看来都是结论，因而也是新开端。

　　 在阿甘本的第一本书出版后的45年里，有两件事是绝对没有争议的：他是个学问极其渊博的哲学家，他是个文笔很优雅的作者，给译者表达其思想造成极大困难。他在从古典语文学到现代法学，从古希腊语到现代德语，从神学到艺术史到诗学和本体论的广泛领域都有很高造诣。但是，《身体的用途》的核心问题很容易抓住，既不要求古希腊语也不要求现代德语就能明白：你的身体是什么？你如何使用身体？比如你的身体是你的，因为你在生活，但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受到何种限制？最重要的是，生活观如何影响和限制了它的条件，如生活是什么？为了什么？有什么义务，被赋予了什么任务？

　　 阿甘本使用的提问和回答的方法是他所说的“谱系学”或历史学方法。它显然从福柯那里借来，正如福柯使用“谱系学”明显是从尼采那里借来一样。当然，在每个案例中更重要的不仅仅是携带了概念。阿甘本的谱系学进入了不同的和更遥远的地区。阿甘本注意到，“对此福柯曾经说过非常漂亮的话。他说历史研究就像现在投射出的过去阴影。在福柯看来，这个阴影可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对我来说，阴影更长。”《身体的用途》清楚显示，阴影长多了。阿甘本用来表示局限性的名字是“人类谱系学”或者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本体论、神学和哲学和诗学联合探索的最深远的过去。这正是其所有散乱著作的核心所在。

　　 《身体的用途》以及《牲人》系列中的讨论议题的答案之一是主观性。这个观念得到特别细致的谱系学调查，遵循了从早期希腊哲学到现在的决定性演化阶段，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经过斯多葛派、保罗和拉丁教会之父、经院主义、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再到德国理想主义传统，其顶点是海德格尔。主体“subject”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被抛弃或扔掉。这个拉丁概念是希腊词汇（hypostasis）的继承，该词虽然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彻底消失，但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却因为斯多葛派突然时髦起来，有多种形式，也有不同名称，决定了后来主观性的现代概念。在古希腊语中，hypostasis的字面意思是一个过程的残余或剩余物，如液体蒸发后的固体残渣（亚里斯多德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在讨论尿的时候）。阿甘本的第三和最后部分被称为“生活形式”，讲述了建立在不同生活意义基础上的主观性的不同概念，我们如何使用生活和拥有用途意味着什么。阿甘本对用途的处理最容易看出来。在反对所有权时，阿甘本最频繁提供的范式是方济各会秩序的区分，就像拥有基督一样，并不是占有事物，而仅仅是使用它们。就像使用物品，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对自己的东西的自由使用”，阿甘本声称我们或许把自我看作注定要做这和做那，受性格、理性或残酷神灵的指导，但是我们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用途的综合体或许更好，即在时间上不断推移的时刻，我们对自己处境的自由使用。我们的生活形式，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必要是主体和残余的形式，和上面移动部分的下面，或许成为一种东西，虽然同样具有实质性，却更少受到政治概念的约束，在阿甘本看来，这些概念正陷入严重的危机。就我们当前的紧急状况而言，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现在所处的全球处境，这种肯定是得到许可的。在系列中另外一部刚刚出版的丛书《内战》（Stasis）中，阿甘本描述了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全球性内战”状态。为了避免尸体悬置空中，提供了具体的描述：“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刻内战采取的形式就是恐怖主义。”为了更准确，他补充说，“全球恐怖主义是内战采取的形式，这种生活变成政治学对待的东西。”

　　 如果没有任何必须做的事，那么任何东西都是神圣的，也是亵渎神灵的。

　　 在不愿意接受本体决定论与政治决定论或直接与单调的或蓄意谋杀的细枝末节密切相关的观念的人看来，这种主张是虚幻的。这个真理---如果是真理的话---如何与集中在更具体因素上的全球恐怖主义并存，如中东的石油，阿富汗和伊拉克被抛弃的盟友，极端伊斯兰的崛起，教派冲突，经济上剥夺公民权，全球资本流动，还有其他具体因素的长清单？阿甘本的主张是，恐怖主义虽然是现代现象，却有古老根源。它代表了没有解决的边界冲突，不仅仅在世界的特定地区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历来如此。若说存在一种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体验，关心的仅仅是生物学过程，它排除了政治性的考虑，但是在西方历史中它变成了国家是监护人（福柯将现代政治称为“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的原因），就是在说复杂的但无法不改变的事物状态。这里和《牲人》的其他部分劝告我们重新思考政治学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行不通，它是通过首批区分----如神圣的和亵渎的，人和动物---才确定的概念。如果排除的蓄意谋杀状态不再成为法则，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大厦就不仅需要改变而是需要坍塌了。

　　 遵循马克思和韦伯的脚步，更准确地说是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脚步，阿甘本在系列丛书的若干地方强调政治概念的神圣渊源，以及政治神学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制度的程度。但是政治概念不是西方文化中拥有神圣渊源的唯一东西。文学和艺术概念也是如此。在《牲人》系列的最近新书《火与故事》（ Il fuoco e il racconto 2014）的开头（阿甘本一直很多产），阿甘本讲述了火的故事，之前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等人讲述过这个故事。当哈西德派（Hasidic Judaism）犹太教的创始人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遇到困难任务时，就会到森林中点燃火把，说出神圣的话语，获得他需要的东西。30年以后，当托夫的继承人默兹里茨犹太教牧师麦基德（Maggid of Mezeritz）面对类似困难时，他会来到树林中的这个地方，虽然他不再需要点燃火把，说出祈祷语就够了，他渴望的事就来了。再过30年，拉比摩西莱布萨索夫（Moshe Leib of Sassov）遭遇同样难以对付的问题时，虽然他不再点燃火把，不再知道祈祷语，仍然来到树林中这个地方，这也足够了。最后，另外过了30年后，拉比鲁任以色列（Israel of Ruzhyn）不知不觉来到这个处境中，他说“我们不能点燃火把，不能说出祈祷语，不再知道树林中的位置，但我们可以讲故事。”据说，这也足够了。

　　 阿甘本认为，火的故事是“文学寓言”。没有最终的启示或转型，没有作为文学终极之火的语言内核，我们或许在神圣时刻或阴影婆娑的树林中发现我们是否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在适当的火焰面前说出了适当的话语。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真的应该用诗歌的语言写出来”，这是阿甘本喜欢的说法。当然，这个观点不是说哲学应该仅用三行体韵文（terza rima）写出，而是说哲学的最高形式是只能用创造性语言写成。在《故事中的故事》（Il fuoco e il racconto）的其他地方，我们被告知“写作就意味着思考语言，如果你看不到或不喜欢语言，不愿意听见低语颂歌，不愿意发出细腻的哀歌倾诉，你就不是作家。”阿甘本最初是诗人，拥有诗人对语言的敏感性。这一点体现在他使用自己语言的谨慎，也体现在他探讨哲学问题的方式。他对术语“生活形式”、“使用”、“假设”、“停滞”、“生命”、“生物”、“神圣”等做过细腻的语言分析，在他看来，其他词是偏离话题的细节。相反，在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时候，阿甘本说，“哲学问题如果作为有关词语含义的问题提出来，会变得更加清晰。”在阿甘本看来，哲学并不代表封闭的议题或写作的整体。除了语言边界之外，它应该没有内外边界。

　　 哲学中自然出现的现象是关键概念---重量最大，因而引力也最大---如柏拉图的理念（eidos），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都是无法翻译的。让哲学家把一个术语作为核心概念的意义混合常常使其带有不可译性。在阿甘本来说，关键概念是inoperosità，英语是inoperative，无法操作的意思，在词源学上接近，但在语域和共鸣中相差很远。在阿甘本看来，该词表达了一种没有行动，没有工作的模式（opera在意大利语中就是工作的意思），或活动持续进行或产品已经完工。他赋予这个词的意思最好通过亚里斯多德的棱镜来看出。亚里斯多德说幸福是人类事务中独一无二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目的。即使在荣誉、快乐、理性等问题上，他说，我们渴望那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它们本身而且是“为了幸福，靠幸福判断我们幸福。”亚里斯多德承认，“说幸福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似乎是陈词滥调，”为此，他转向人生目的问题。“就像对吹笛者、雕塑家或艺术家一样，对一切拥有功能或活动的东西，善就体现在功能上，对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有功能的话。木匠、制革工有功能和活动，自由人能无功能吗？他天生没有功能？”当然，木匠和制革工有各自的职业，亚里斯多德问道，但他们还有在另一层次上的功能，作为人的功能。说到职业或功能，那是在对作为人类整体的任务分配，是一种在本质上确定的活动。当亚里斯多德停下来纳闷是否真的可以说人类拥有集体的召唤，应该并不令人吃惊。阿甘本指出，亚里斯多德提出的问题通常被翻译成“人天生是无用的吗？”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人天生就是无需工作的吗？”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是不工作安息（inoperosità）。

　　 在阿甘本看来，以《牲人》系列及其所有著作的名义，大政治危险是看到世界有目的，看到人性涉及到任务的完成，无论是集体任务还是个体任务。而且，海德格尔对时代拥有任务的观念的依恋在阿甘本看来是老师哲学的局限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开始对此在（Dasein）的分析在他人生的后半辈子中仍然未完成。正如阿甘本在《身体之用》中清楚说明的那样，导致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以至于被迫放弃的因素是海德格尔的意识，即此在拥有任务，而且该任务是海德格尔曾经发现与国家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在阿甘本看来，人类没有实际的、弥赛亚式的使命要完成，没有神圣的、命中注定的、必须完成的工作，也没有必须履行的功能。因为人类没有必须做的事，没有必须完成的具体工作，或必须完成的任务，没有通向天堂的高塔或允许我们变成我们人的纯洁同盟。因此，在阿甘本看来，故事不是我们会堕落多深，会陷入多么迷茫的境地，曾经光亮的圣洁言语、纯洁思想和炽热体验的火焰离我们多么遥远。在他的故事中，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没有必须做的工作，没有单一的场所，没有神圣的话语，也没有特别的圣火。

　　 基督教神学把时间看作一条线和箭头。历史矢量与永久矢量的交叉点是基督教的神秘性及其指南。效应之一是推动其不停地前进，这是最终处于一致的状态，因而是世界的终结；以及一种临时状态，其中世界必须以某种形式被管理。《牲人》系列令人好奇的结果是2009年有人邀请阿甘本到巴黎圣母大教堂演讲，他就是在那里讨论了这个问题，给圣母大教堂做了弥撒，有关世上富人和变革的时间。阿甘本对弥赛亚式文本和主体的浓厚兴趣在那次演讲中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不是源自如何给世界和生活带来单一神或众多神，也不是召唤或者选定救世主来终结历史或拯救人类。如果我们作为社会和物种没有必须做的事，没有必须做才能成为人或持续成为人的事，那么哲学的、政治的、艺术的活动就呈现出新的光亮，一切都是既神圣又亵渎神灵的。阿甘本在不止一个场合引用瑞士雕塑大师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说法，人们从来不能完成一项工作，只能抛弃它。如果《牲人》系列工程现在已经被抛弃的话，那是用贾科梅蒂抛弃作品的方式：以大师的方式抛弃的。

　　 译自：To Be and to Do：The Life’s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by Leland de la Durantaye

　　 http://bostonreview.net/books-ideas/de-la-durantaye-agam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