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繁荣与卫生经济的正义究竟从何而来
——在卫生经济的法律、伦理、哲学以及社会文化问题论坛暨江苏省卫生法学会、江苏省医学伦理学专委会、江苏省医学哲学专委会、江苏省医师法律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医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上的学术报告
孙慕义
各位来宾、朋友、会员与学术同路人：
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以名誉会长的身份，与大家分享我的思想、学术认知和当下社会现象学意见，这些并没有经过长期的考量和沉思，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心志的叙事。杜甫诗云：“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诗人之真诚，不独对人世宜然；亦应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须有忠实之意，否则，如王国维所言：皆所谓伪善游戏。
秋去冬至，铅华凋敝，我们来到这青山碧水、紫陌悠悠的夏代萧国古邑，这一片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交汇的六安秦汉皋城，一直流徙着黄花天子后裔耕读绵延和杨家女将杨乃红折劫反将而散发遗钗的文牍古絮。吟咏清相周祖培为晏家王乾公所题“淑德延龄”“年音德茂”的寿匾，可神悟此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的古韵家声。这是一片韬光养晦之地，六安之首为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之“心安”之地。明末长沙守将朱将军 曾在此隐匿反省；中国共产党在此组建红军第四、第25方面军等11支主力队伍；最重要的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在此反思、纠错与重新规划中国革命的未来；徐向前曾率部在此休整，刘邓大军在此获得决定性转折，砥砺前行，操坚义勇。这是一块令人能够深刻检讨和重塑远志的土地，是一片能够提醒人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重新振奋精神、独辟新境、积聚力量和智慧的高冷福地。
1 卫生经济的词与物
今天，我想先作这样的议论：凡能最后成为历史论题的事物都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比如，我这里指称的：医学、生命、身体与人；它们如何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真理的“词”之内在结构以及医学“物”的事件的秩序中，获得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我们的这一使命，可说是重新追求真理的艰难选择，当然，亦是人的痛苦的生命历程。
历史是一种存在；人类一直在顺应自然并处于向社会规范的关系与生命或生活秩序的进化过程中，逻辑地投掷在被我们这个学科所探究的“道”的“式与能”或者事件的形态、现象与冲突的土地上。我们生活本身存在的基础，归根结底是服从于生命和身体自然本质需要与生物性语词的秩序，必须在基本恪守生命法则的前提下，通过生活事件，表述人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如此，“历史性”方能够排除干扰地如同进入生命领域那样进入语词之中。诚然，我们是通过“词”来评价和进入生活的，同样，也必须通过语言的“被思想”观察事物，了解世界；即如是，为我们曾经设定的各个独立的或有链接的学科，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与认识人的问题、身体形态和生命现象，这亦是我们把所关注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科本质归结于“词与物”的因由。
一般情形下，我们可以把词与物看作事物的基本概念，由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建事物的全部；词与物是相互对应的，是互补的，是紧密关联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所指涉的对象可能不同；文以载道，道是词，文为物；厚德载物，德为词，“物”为物；虚与实，虚为词，实为物；心身一体，心为词，身为物；词说明价值与意义，而“物”指示事物的有用性和具体存在。词谕示事件或主题的语法、秩序和逻辑结构，物是被词说明和阐释的事实或过程；词是规则、法条、道与理，物是具体发生的现实形态。
凡是由生命问题和生命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除纯粹自然科学属性的生物学与医学外，均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庞大的学科群；这一立体的人文科学综合体是一组体量巨大的、多维的、难以区划界域、反映人类本性以及社会秩序的“大词”，是以生命作为“物”质基础和以人类文化作为营养的逐步建构起来的知识树。从生命科学的发展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标准和传统意义上的模型已经难以回应自然科学家、医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基因或生殖工程研究者、人工智能学者等的科学创造。那么，我们应如何实现为人类社会创造效益而又不失道德规范，或者不至于伤害人类天性中存在的尊严和不违背为维护人的完整性所建立的普适的法则；也就是，我们是否能使我们的学科、我们制造的“词”和语法，能够始终保持“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康德语）这一道德本能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生“物”性。
母庸质疑，自然肉身的人，可以顺其自然需求，出入于“能”，但其行为，包括生物性行为，必须服从于生存之“词”的有机结构秩序，这里的“词”即是“一切综合判断之最高原理”（康德《纯粹理性判断》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3页），就是我们所要获得的“道”或真理；由此，我们就需要仰赖于我们所建立的这些学科，最后获得面对生命主体生存与疾病、衰老、医疗、死亡的现实的“物”的状态的普泛逻辑和非普泛逻辑，发见普遍的与个别的对策和规则，以此，指导我们的真实生活。
星空谓之“物”，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乃谓之“词”。
衣食住行属经济，医药卫生包括卫生服务产品，都属于“物”，而规范其中的行为、建立内在的良善秩序以及我们守住的医学人文精神，或者为病人之道，即其中隐含与指向的哲理、法理、伦理，就是我们的行动的语法，就是我们要坚守的“词”。
按奎因的说法，“知识并不像是一种体系结构，而像是一种力场，”（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6页）就是说，我们的知识获得，是无穷尽的“能”，不管囿于什么学科，无论你使用何种语言的“词”来解释真理，仅仅是前语言的表达，要接近于原始物的散朴本态，就必须使它们紧密连接而不可分离；这是否隐藏一种暗示，奎因是把所有的关于知识的学说，视作一个整体，对我们来说，就是尽可能把有关生命科学或医学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观察作为一个整全的有机结构，它们内部的语法构成遵循统一的规律和定理，或者可以比拟于：心的哲学与身的知识，按这种力和道的语境，就是：“词与物”。
显然，语言学的‘词’与生命‘物’存在着一种主要的差异，这是米歇尔?福柯的重要论见，他的意思是指，生命物及我们医学社会与医生临床工作中遭遇的事实，只有通过身体功能和生存条件之间的价值以及关系的理性叙事或者可称为“意义的认知”，才可能具有名副其实的历史，这就说明了有机个体的内在生物性结构及它所生活的那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决定了存在于话语或“词”中的“善”的功能和持续发展的潜能；这一潜能正是我们所关注的“爱你的邻人”、“帮扶弱者”、“公平正义”这一类的观念，这就是伊曼纽尔?康德所一再阐释的“大自然的某种设计，”即“非社会的社会性”的那种东西；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很值得我们重温。
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与哲学享有共同钦定的语言和词汇，而使得包括医学与生命科学家都能够接受或认肯的语符，这类词语应该凝集传播过程中的情势和意义，使诸方位的人都能汇集在一起，而相互有一个通达交流的语言工具，不陌生、不厌倦、不疏离、不误解。用词与对应的“东西”，即那“物”，如同疾病和征象、症候、生化检验的数据一样，建立一个共同约定的概念，作为交谈、商讨和辩论的语言基础。
这里的词与物不完全是米歇尔·福柯造就的那个知识考古学规制，但我们依然十分关注词与生命的关系、生命对于词的依赖，以及词对于作为肉体的“物”，对于生命秩序的反应；而在兹，很多词的现象是生命的道德规律和生命体的隐形规律的程式化与本质显现，或者还包括生命类属与个体之间、人与社会、人之“词”与自然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
那么，我们眼下的责任就是，对我们已经存在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学科或其子学科以及一系列核心问题的“词”进行重新梳理、清整、重建与关注，这种研究旨在于逐一对判定的学科语义、范畴、使命与方法予以审定和修正，集中对“词与物”尚未分离的领域进行考察，为使这种关照工作，回归原初的主体内容和逻辑模态，就要忠诚地从哲学的指导和医学的科学本体开始，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的分配与研究方向的确立依据。医药卫生事业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一直没有改变；医学作为生长和发育过程中的事件也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的进化，显示它不可改变的人性、人道性和道法自然的生命性，并在以下为代表的“语词”中，表达其功能、价值与意义，即：生命、人、身体、疾病、死亡、痛苦和同情、医学与所有与其相关学科、健康、护生或卫生、卫生经济秩序、医生或生命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科学与道德行为、伦理原则和爱以及慈善、责任与权利、法律规制与权力、医患关系、医学社会和市场、福利政策与生命政治，等等。
“人文”标签作为核心“词”，一旦被滥用，也会贻害无穷。其实，医学有其难以认识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位霸权人可以改变的；保持差异，尊重个性，和而不同，不可能由一种“医学”解决普遍问题，文化区域需要的是“整分”而不是“整合”，“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反对以唯一的理性或科学强制解决其他文化与思想体系的问题”；人类是多元的，自一性的，是由一个个“生存个体”在为自我生存的过程中，同时又在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行动”；这也是世俗存在主义和个体主义哲学家索伦?基尔凯郭尔“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或“真的真理”。人类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基因组合，都存在发展阶段差异与遗传生理结构差异，要“构拟历史”，必须尊重各民族与其文化的内涵。
今天，我们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大词，已经作为生命政治的仪仗队，正在接受时代的检阅，它在后现代的卫生经济和健康理想的情势下，正迎接新的真实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化挑战，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人类新启蒙运动。我们依然面对一个不能完知的世界和不能完知的人，人的肉身和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也许我们永远存在有关人的生理、心理和伦理的知识的真空，也许我们永远只能有限地把握关于人的真理，但我们还是要永远去追求和不放弃向生命的高端和内部攀拔与开掘，包括我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在内，都会验证我们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份真实、这份执著、这份对科学的恋情以及对人类不可动摇的爱，本身就是永恒的价值。
医学人文学是医学世界和卫生事业的大脑，是生命问题的导航，是国家机体和民族康平的理性基础；是生命政治体制刚性的内部结构的核心与灵魂；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骨架；它不在于平面的、浅陋的行动计划或者貌似轰轰烈烈的行动仪式，更不是临床学家的玩物、医学教科书的后缀文件或者修饰门楣的花俏的装饰物件；而是医学发展的导航仪；它必须通过几代人长期艰苦、静穆地、扎扎实实、忠诚地恪守、富有内力和效果的奋争以及学术共同体负责任地苦行，才会卓有建树和成为时代或者历史的意义与真理的象征。
2 医疗改革：通不过的瓶颈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健康平安长寿与生命圆满，又永远是人的理想；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社会资源投入卫生事业，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支撑一个无限的理想，这是对国家主义的挑战，同时是一个人类永远无解的难题，在这样一种困惑中生存，正是人的生存本质和卫生经济的悲剧性品质以及浪漫情节的诗意前提。
当前，应该看到，关于中国的医改问题是处于整个人类的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时期，如果我们的方案只是顾及暂时的、局部的舆论或文化的压力，或是出于对冲突与危机的一种临时性的缓解或是应力的一种释放，不去深入在理论上探讨和现象的考察，而是凭借几个片面的、急于求成的、功利化的知识拥有人的臆断，并且回避相互对峙的理论争议，那我们的改革依然会很快流产。
我们用科学精神和勤勉的工作，去创造明天的同时，必须忍受新的经济制度在发育过程中的阵痛。在历史中寻找诫命，是智慧的标志。我们不能过度去强调与指责历史，不能失去度的约限，我们的批评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难题。孤傲不羁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存在什么能力的限制。谦逊的决策，可以使社会稳定地进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系统，在系统内外都存在随机性，但我们可以避开经济冒险和冲动，干预随机中的可能性，钟摆正在偏离，我们需要保持镇静。
经济区域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区域，中国的卫生经济区是一弯巨大的弦，在物理学的超弦理论中，弦在所有额外维数上摆动着，这就出现了一系列摆动的模式，而它又存在于众多因素合力作用下，每一种因素都可能创造一个局部的模式，无数模式又构成了一张拉紧的弦，这个张力迫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全部与局部的危机；东南区域的卫生经济危机不能说明中原区域的危机，我们的张力释解，不能说明中国的医疗卫生需求的压力的减缓；经济世界是现世的浑沌，它提醒我们对这个新时代认识和观念的转变：从还原论向整体论；从线性观到非线性观；从忽略非解析到重视非解析认知；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从二元到多元；…经典和传统正在瓦解。
现在重要的不是医疗卫生物化设备和技术的落后，最重要的是卫生经济理论和格局以及管理水平的落后。我们还没有一套成功的、成熟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卫生经济的理论体系，我们还缺乏对所有历史和各文化语境和框架下的卫生医疗体制的精致的、深入的、细腻的调研资源和认真的理性评价，我们一以贯之的情感性决策，一直压制了中国卫生经济学者的思想，我们长期剥夺了他们生长的机会和培育他们优秀创意和新锐思想的沃土良田。
我们经济学的落后在于，我们没有经济哲学与卫生经济伦理学的道德价值的判断标准，效率、公平、正义都是提供给“关怀”的，历史上每一次经济革命都来源于某种神圣的精神，起码是一种痕迹精神。保险制度从萌芽到成熟再传遍整个世界，正是表述了马丁·路德伟大的宗教革命精神，和新教主义成为美国神话的精神一样，中国的这场卫生经济革命正是整个国家革命的一个核心，而它正是“有容，德乃大”、“易”之大“道”的精神再现。
经济包括卫生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孤立与密闭的，若隔断它和环境以及外界的联系，就会失掉本质的东西，政治、政体、法律条件、伦理传统、文化环境、信仰与民族习俗、心理向度等，都会制约和决定我们卫生改革的成败。生产与消费过程并不是循环的，它是一个线性的吞吐过程，它开始于消耗，终止于“污染”。热力学第二定律指明，尽管材料是不能被消灭的，但重新安排这些材料的能力却可能耗竭，包括精神能量在内，一经耗竭，就再也无法恢复，好比文革的信仰运动达到极致，我们的心理再也无法恢复到对于权威的崇尚和信任。卫生经济不是一架永动机，如果没有能量的不断补充，没有不断的创造和治理能力的更新，这种经济必然归于失败。如果没有哲学、伦理的资源补充，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控制，即使财政再增加超值的投入，我们的卫生改革，还是会归于最后失败。我们的新医改方案，忽略了补充材料源和处理垃圾的方略，我们必须重建一种理论来寻求“终极性资源”和建立一支精良的先锋军队伍，即现场技术、信息系统、知识库、各阶段的工作者、人的思想与信念，特别是基础体制、运行规程、指挥官。单纯的方案和草图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碎片，只有在有效率地实践中和物质结构中才能体现它的珍贵和潜力的巨大，世界上不是任何一种能量都能随意把知识真理刻到物质上去，只有通过低熵资源这个狭窄的口径，知识与理论才能进入物态经济之中，才能变成对公民有效的利益运行。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卫生经济伦理关系中的第一关系，是黄金关系和巅峰关系。效率与公平无疑都是应当实现的政策目标，而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国军力也已经跃升为第二，航天技术投入为世界第三；而我国的卫生投入却从2014年的GDP的5.5%降为2018年的4.6%，人均从420美元降为414.81美元，从2014年世界排名第123位，降为145位，人类发展指数排序(HDl)为106名，蒙古、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长期被我们援助的国家的人均经费都比中国人多。而这笔占全球百分之一的卫生费用在今后的若干时间内不会有较大的增加，其原因是由于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资源的严重短缺造成的巨大亏空，国家无力再从其他业已形成的项目开支中“借款”给卫生事业，那样将会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经济发展一旦受到影响，国家将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虽然有些学者对卫生经费紧缩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而且是有理论依据的，但各方的压力和限制，业已形成的发展和投入格局很难改变，这种困境只有通过卫生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依靠各方、包括公民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如此，总投入已成为假设不变的常数，而作为两个变量的效率和公平又不能同时发展，只能优先效率或优先公平，否则既没有效率，又没有可能实现公平。
中国的人均医生数为31.5/10万，日本为130.9/10万；中国的中青年慢性病死亡率18.1%，日本为8.8%；孕产妇死亡率：我们为27/10万，日本为5/10万；幼儿死亡率，我们为10.7/10万，日本为2.7/10万；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率，中国为161.1/10万，日本为24.2/10万。
就是按新医改方案共计投入计算，我们也只是提高了20倍，而美国人均卫生费用还是我们的100倍，美国权力层的新医改准备在原有投入基础上，再投几万亿美元，这将使我们的决心黯然失色；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削减两大支出（军力、航天），我们还是达不到8%,我们依然是世界的末流！这是什么问题？别人也在发展，人家也大幅度增加了卫生投入。要考虑，去掉药械价格和卫生服务产品涨价，去掉明显的重建和补漏性资金所占比率，我们真正可支配经费很可能又回到原有水平，再加之没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医改人才队伍，低水平管理、严重浪费、腐败和所谓合法挪用、分层盘剥，真正用到公民身上几何？
当然，历史是指向前方的，我们总会通过瓶颈，只是何时以何种方式，由哪一代人来完成。
3 卫生资源分配语法：公平正义
人生而平等。对平等的追求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包括对罗尔斯“差异原则”即如何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正义理论，这是医学社会的伦理内核。卫生法律必须保证“无知之幕”下的最弱者的健康利益选择与保健权利的充分享有的可能性，这一伦理目的的实现需要通过立法来表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哲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它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正义理念的三项基本原则，主要围绕平民权利的价值，合理性原则、民主原则和道德限度原则都是为追求人民的正义，而法律的强制性特征必须由道德加以证明。
卫生经济政策的制定首先应考虑伦理学的通约，在政策方案的选择上主要应侧重于医学伦理学标准，由此再来对这个方案进行社会经济成本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分析与评价，尽管这个评价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可以不分先后，但伦理学原则应该是压倒一切的。这在经济学中可以称为选择理论，它是卫生经济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选择理论和公平的目的基于四个不证自明的公理：生产资源稀缺并有限；同一资源可有许多不同用途；人们因需要不同而要求各异；资源分配因过程复杂，干预因素过多常常出现偏差。选择有若干标准，如效率、公平、稳定等。
公平的概念是经济学从伦理学移入的，按不同的解释，公平或指收入分配的公平，或指财产分配的公平，或指获取收入与积累财产机会的公平，它们全都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公平并非收入的均等，而是获取收入或积累财产机会的公平。如享有医疗保健的机会的均等。只要在市场竞争中“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各自按着自己的能力与努力程度参与竞争，尽管结果可能干差万别，但出发点相同，这就是“公平”；当然，不同的人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身体条件、遗传与天赋、获取收入或积累财产的机会并不一样，即使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很难做到公平。这就须采取其他的平衡措施和福利政策进行补足那部分缺口，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每个人“都按自己能力与努力程度参于竞争”。对公平的理解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因为它首先涉及价值判断，即道义上的是非标准。从伦理学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均等并不是道义上的公平。不考虑以何种方式、何种渠道、付出多少、其基本需求如何去均等地分配收入，恰恰是不公平。为避免“平均主义”，但又注意道义允许的差距，既摒弃收入分配均等，又体现“多劳多得”，制定一个合理的差距允许限，这是卫生经济伦理学所必须解决的。
新福利经济学和洛桑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即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 “最优状态”是指生产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除非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坏，如果社会变革能使每个人的福利都提高，或者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提高且没有人的福利下降，这种变革是可取的；反之，如果社会变革使每个人的福利都下降，或者使一部分人的福利下降，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提高，这种社会变革也不足取。
资源最优配置和收入均等化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两大途径。资源的最优配置，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克服外部效应所引起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状态。当生产和消费无意识地给其他人带来成本或效益时，外部性效应(external effect)就发生了。成本或效益被施加于其他人，而这一“其他人”却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一种活动的私人成本超过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大于私人利益)，这种活动就产生了外部经济；反之，社会效益小于私人利益，这种活动就产生了外部不经济。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公共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和分配，公共物品与劳务的效益不可分割地被扩散给全体社会成员，并且不对其他人产生外部效益或外部成本。公共物品与劳务可以有正外部效应，也可有负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伦理经济学问题，因为无论其正负结果都会给社会造成道德影响，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卫生服务提供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可能认真考虑卫生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效益，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政府就必须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依据进行干预，矫正外部影响，沿着区域卫生规划指出的目标和方向，以社会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为突破点，强化卫生全行业宏观调控与管理，使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平衡，使社会效益与私人收益平衡，实现卫生资源的最佳配置。
公正原则是“根据对社会的贡献分配”规则的基础。公正概念与“应得赏罚”有联系，狭义公正概念是指分配公正，是指社会收益和负担的合理分配，作为非治疗性受试者是一种分配的负担，得到研究的资助就是分配的收益。
公义原则在经济伦理学中是公正的变体，罗尔斯把其正义称之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正义原则是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在罗尔斯看来，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就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平等又是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这种不平等就是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换而言之，即正义原则就是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和经济状态的影响。罗尔斯同时认为，各方将选择的原则是处在一种“词典式序列”。(lexicalorder)中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显然，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的伦理学含义是：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经济利益和负担(允许不可避免并在道德上容忍的一些差别)，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的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罗氏表示了对“最少受惠者”这一阶层的偏爱，颇有人道主义传统风范，他的“公平的正义”正是从实际出发，关照社会中各个角落，为社会经济机器布设了一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其理论始终体现和沉浸于“公平的正当”(right—nessasfairness)这—道德观。
卫生活动并非是一项典型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它是一项具有福利性、社会性、政治性的公益事业，它是由国家始终干预的伦理性服务行业。公民健康安详是一种形象、一种自信、一种国家精神。对卫生经济问题的关切，应该是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是具有人文性的终极关切。卫生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应给予下述注释：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行业的经济活动的效率是市场效率，即可以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效率，但由于卫生事业永远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其效率主要是资源利用、分配和服务的效率，主要是政策的效率。医疗服务提供的垄断性、服务价格的计划性和福利性、服务产品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基本同一性、服务市场的可及性和需求的稳定性、卫生服务的非赢利性等等，是不受市场机制调节的，而必须接受政府的干预，其政策导向和决策作用都表现了这种特殊性，卫生服务、部分消耗品和人才、部分股份制、私有化医院可以借用或使用市场机制以提高其效率，克服计划经济中的严重缺欠，但只是放开的部分，而不是、永远不是整个卫生经济系统，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让其在自由市场中自流放任。②卫生领域中的公平，是体现于卫生服务产品在任一地区、任一人群中分配的合理化，以及人们在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合理化。对这种公平的伦理评价也主要分析卫生服务产品的提供是否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基本需要，他们享有医疗保健的机会是否均等，基本医疗服务的差距是否在满足了基本需要基础之上，并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卫生领域中的公平，不仅要求机会的公平，而且要求结果的公平，特别是结果的公平。③卫生经济活动的劳动成果，具有特殊的形式和性质，很难用价值量大小衡量。④卫生服务效率的高低，不直接表现为经济效益的好坏，也不以赢利率多少为标准，而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⑤卫生服务注重的是分配效率，而不单纯追求技术效率。卫生系统不可能也不应该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医疗技术和设备、人力均不能满负荷运行，更不能只追求高新技术的使用率。卫生服务效率的提高，从宏观运行看，主要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国民收入再分配，以提高居民支付能力来实现，技术效率是次要的。⑥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教育和各种继续教育培训不同于任何一门学科，在卫生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由国家负担这部分为数不小的花费，否则卫生事业就无法发展。
我认为，中国的卫生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方针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不是不要提高效率，而是更切实地促进效率，在卫生经济活动中，如果“公平”的调整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国家的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完善，为了卫生事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可以“提高效率，促进公平”，也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学已无法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公平与效率，二者不一定非存在矛盾，也不是一种简单并列的关系，何者为先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不仅是时序问题。价值判断贵在选择有用性，任一原则都是后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在卫生经济领域，有时公平本身就是效率，我们必须对新的制度予以社会公正、公义、公平的信仰支持，否则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伦理学对决策的期望永远是公平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发展”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有时是错误的；特别是以牺牲环境、牺牲民生、牺牲公平、牺牲道德文明的发展只能是历史中的“恶”。奢侈医疗消费市场正在引发嫉妒与强烈的仇视心理，两极分化的医疗保健背景加注了动乱的祸水，过分的医疗权利排斥加大了医患、患患之间的张力，有时，和谐的构建语词只是一种对于隐蔽的内在的日益酝酿的冲突的险恶境况的掩饰。公平的德行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一个民族的制度伦理规范常常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理想，甚至是实现至善的障碍，这就必然发生新旧道德冲突，当历史作出最后裁决之前，人们实际上已经开始酝酿或接受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公道、正直、忠诚、纯洁的追求，正是他们的伦理选择，因为这种选择陈明了他们的信仰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向往，这种选择同时能够把他们带向自由。
4 乱象中的思考：民生伦理
当下的中国，面对着从未有过的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情势和空前的混乱的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基本民生伦理基础发生了底盘动荡，四处流溢的经济哲学的欺骗式理念，正在污染我们洁净的沃土；人的行为，既是理性的，又是自利的；按神经经济学的理论，人的贪婪与生物激素相关；腐败的官员的贪婪性已经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量度，国民几乎没人不曾经历被欺骗和谎言迷惑的故事；诚信已经被质疑性和胆怯性消费所威慑，每个人每一次经济行为几乎都被疑惑心理和博弈式计算所挤压；人们不得不进入“理性自利”的数学表达之中，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端。朗?霍华德（Ron Howard））执导过一部名为“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的影片，男主角的原型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他创造的纳什均衡，就是说在博弈实验中的选择应该是“得到多少就留下多少”，即使你增加财富的人希望你报答他们，而另外的人会知道你具有自利行为，因此并不信任你，其结果，就是你一边在谋求利益最大化，一边遭到别人的嫉恨和孤立；这就是社会公正受到伤害，公平失去，就必须有语法（法律和道德）来制约。范冰冰与中国足球的张琳芃一族，一边在侵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边依然在攫取豪夺，我们输给球鞋都买不起的叙利亚球员之后，里皮在怒厄悔恨中辞别，那一晚中国球员们却交斛豪饮；他们不顾及市民正在被鼠疫卷土袭扰、为豨而忧时的烦恼。里皮与记者无奈地说：“我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与他们继续合作的条件没有了。当我相信不再有热情、欲望和信任这些继续合作的条件时，我不想赚太多自己不应得的钱。”这段话隐含着多少失望、愤懑与讥讽。他在机场清肺腑之言道：输给叙利亚，是自己今生最大的耻辱，里皮是一位有人格尊严的人，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支不正常的球队，这一支缺乏信念、廉耻的球队。
我们炫耀式的虚浮消费，逐年增加；民粹主义奉行；恬燥式的外援；失控地虚荣地包揽会事和赛事，竟然以国家队冒充军人运动员，公然为我方越野运动员专设一条秘密跑道，光天化日下造假，被外媒揭露后，还继续欲盖弥彰，实在令人齿寒。为满足暴发户心理，挥金如土。日前，更为奇芭的，竟然重金制造和展示镶嵌4万粒钻石的、价值120万美金的马桶，被进博会的中外朋友所耻笑，这一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供富人把玩的尽显低俗无聊的拾物，把那种病态的畸形的不自信心理，挥斥到极致；使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无形的污损。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统计：2010年曾计算我们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需要1600亿人民币，而我们公款吃喝公务人员出国与公车开支高达19000亿。还有一个数据令我们深思，2018年，1.5万中国富豪移民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排名全球第一。包括马云、雷军、刘强东在内的10位中国内地富豪设立离岸信托达5000亿；从2018年11月20日到12月31日仅仅一个多月，龙湖吴亚军、达利许世辉等离岸信托就超过170亿人民币，其大部分股权变动其移居国外的妻子儿女。这些人一边在广场上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一边高擎星条旗宣誓，成为貌合神离的两面煞星。
所谓先富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据中纪委、监察部统计，近十年来外逃贪官与国企人员16000余人，带走了国家财富8000多亿，人均5000万；招商银行理财中心透露，中国富豪60%已办理移民，将财产资金已转移海外；中青报公开的信息：仅2000-2008十年间，非法资金流出总额达2.18万亿美元，世界第一，2008年中国的GDP总量仅40000亿，这笔流出14万亿的人民币，相当于2008年全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3倍被非法卷走，国家财富已被这些蛀虫掏空；如果这些钱，归国家人民所有，我们就可以实行全面的免费医疗，并可以偿还所有教育、社保以及农业的欠账问题。分配的不公正，如同压抑的火山，对不正当取得财富者的仇视引发了广泛的民怨。道德经济学一向质疑高平均数对低收入者的冷暴力和人权的侵害。怎么能让姚明与县体校教师平均，或者让王健林与万达工地上的农民工、樊代明与一位青年医生、马云与快递小哥等等，这样的人均计算，是恶性地对社会不公正的掩盖；是对居民真实收入情况的扭曲。国家发改委调查结果是，十年来我国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者的差距从7.3倍扩大到23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50%，而80%中等收入人群仅占财产总额的一半；上海有60%、青岛为65%的城镇居民收入低于这个平均数。一般企业的管理层工资大约五倍于一线工人，海尔公司的普通员工每月仅仅1500元收入。民众的工资被增长现象严重，民众不满“被平均”的心理欺凌。如果用居民收入分配差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即系数越小，越接近于均等化）来表示，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而0.4以上则属于差距过大；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镇居民收入1978年的基尼系数为0.15，这个指数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1994年，已达0.370，而1998年，就是我做这项课题行将收尾时，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34，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我当时曾呼吁：万万不可忽视这个预警线邻近的风险；但最不能使我们平静的是，这个数字一再攀升，至今已经达到0.465；学者们称，0.5就是社会人心动荡，犯罪率、自杀率、社会不再稳定的经济学动元。当然，平均主义不是社会平等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公正，但在经济发展的相当时间内，低水准的利益平均确实可以暂时维持公众心理平衡。打破大锅饭体制，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成功；但人类有一种攀比和不满足的原欲心理，在平均主义和经济落后的沉闷年代，这种情感始终被压抑和遮蔽；但如果一经被对于不公正不满的鼎沸民怨点燃，就会如火山喷发,贝尔式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即“经济冲动力”和不公平造成的嫉妒就会把“宗教冲动力”打破，人们的忍耐度的阈值发生变化，一旦达到极限，或者遭遇诱发事变的动因，就可能爆发伦理秩序的动乱。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可以忍受平均主义低水准的痛苦，但却奈不住对贫富差距过大而引起的强烈愤懑。
知识分子的堕落也是一道令人惊愕不已的场景。近日风传的免疫学的大牛、中国曾经最年轻的院士、从宣称气功治癌起家的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造假论文，已达63篇，其中10篇已被确认。一图多用、实验图片PS修饰、伪造数据、科研欺诈；荷兰女学者Elisabeth Bik博士掀起了这场旷世打假波澜；我们这位曾被神化的早熟精英，在如此选拔机制之下，步步高升，高官厚禄，享尽人世之美誉；此类真真切切可谓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望众模板者又何此一君。我们这一个让屠呦呦遴选不上院士、饶毅宣誓退出的体制之下，10年时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面上经费总额为807亿5650万元，而我们所发表的论文与科研产出之比为9.23:1，，仅仅发表的版面费费用，足足给美国送去一艘航母，而这些成果的使用权与版权，统统属于他国，我们的研究创新能力，仅仅排名在世界20名之外，正如施一公教授所指，这是经济实力决定，而不是科技实力；并且我们拱手把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成果给了人家，国人查阅这些文献，又要花费重金购买；有些研究，是证实他人早已获得的结论，我们免费为别人打工，这样的战略资源外流，在我们的体制引导下，却被选为院士，成为中国特色。在急功近利的学风之下，缺乏科研诚信、学术造假已成为常态，饶毅日前实名举报的武汉大学李洪良、上海生命科学院裴钢以及宣称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九期一”发明者耿美玉造假事件，已引发中国学界的地震。我们的不在少数的学界明星的申报成果存属子虚乌有，学生完成其全部的研究工作，这类明星每日只是奔波于社交和公关，其对成果的贡献仅仅签一个署名；因为其符合这样运行的机制，他可以获得几乎一切的光环和桂冠；这类几乎天天在旅途和泡在会议主席台上的伪学人，在这样的利益疏离、政治经济撕裂的科学制度中，他们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这些人给文化与科学青年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如此我们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出不来大师级的学者；如今，院士就是官位，就是一切；获得院士，就等于实现了终极目标，而不是为科学目的造福于人类。我们经常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但你如果要用获得诺奖的比率来讲，那真是羞愧不已。我们这些年，其实并不喜欢兢兢业业、老实、诚信并有些愚钝的讲真话的精英。我们上古开始就缺乏科学传统，我们并不重视文化，一直在政策上鼓吹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我们可以看看，区区瑞士小国，只有700万人口，已经获得20多次诺奖；邻国日本，1949年开始，已经获得20多项，几乎年年中的；犹太民族的科学家，至今已经获得20多次化学奖、50多次物理学奖、50多次生理学/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14亿人，要想证明我们是世界上有智慧的民族，并举世公认，改变整日沉浸在“厉害了”的麻木者与妄想狂的梦中人角色，面临这样一个沉重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规划我们未来艰难的中华勇士的远大前程。
精英之浮，乃真正社会的危机；2019年院士遴选5所非211医科大学当选人竟然3位校长、2位副校长；网友戏称，要想当院士，先必做校长。诸君思量一下，当下校长，连会议都开不过来，难道在飞机上搞研究？德才不配位，何以把高台；大海航行，拍怒浪而不惊，凭的是适配的吨位与齐备的避险设施。内中糟糠，硬性“受迫匹配”，厚黑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大家，有些会议明星，看似十分风光，但什么也不懂，什么书也不读，什么学问也没有，四处招摇骗人，上下通吃，游刃内外，竟然能够获批额度上千万元的文科项目，如此，怎不成江湖万舟千帆之笑柄。这样的体制与机制何以不让人忧虑！
低调为人者值得我们敬仰，远不提居里夫人，近不言隐居为夫的朱镕基总理、提篮笑买的吴怡副总理、来去乘坐公汽的谢丽娟副市长；为新生照看行李的的校园老爷子文学大家季羡林；中国火箭推进器创始人李俊贤院士，布衣布袋步行上班；测绘科学院院长刘先林院士外出乘二等座火车，一把破椅子一坐40年，滑盖手机依然在手；被美国赞为世界上最好的遥感泰斗李小文院士，每天只喝抵挡二锅头，一双旧布鞋，是其标配；袁隆平院士今年90多岁，依然每日清晨下田，一件旧褂35元；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一生隐姓埋名；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放弃国外300倍年薪，蜷居于贵州深山中23年，这位伟大的人，临终还嘱托家人，丧事不办；此恰如易安堂主女词人李清照《鹧鸪天》诗云：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这些看似高冷孤寂的闪烁着辉光的巨星，用精神无情地鞭打了中国学界、知识界、文化界顶层腐败的体制，就财富的享有或归属而论，晚近，翻译界、学术界有一个深刻的、颠覆性的、意味深长的学术争论，有人质疑，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错把古英文workingmen（劳动者）译为“无产者”(proletariat)，如此，我们就把有产与无产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而将共有(common)，一律称为“公有”(public)；此不必多说，此关系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与执行的正误，其中，内存该有多少寓意或蓄谋。“公有”很易于被坏官员侵吞人民的财产提供借口。
“共有”(common)是具体明确的概念，比如，土地应归人民和国家共有，而不应仅仅由当权者全权所有，人民、特别是农民应该是土地的主人。这在我们的房产土地资源政策中，存有为腐败者最便捷的鲸吞机遇和途径。中国的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成为城市的建设者与漂泊者，他们是被不公正政策的牺牲的阶层，他们没有能力、合法身份和体面的政治角色，为了生计背井离乡，疲于奔命；撇下妻儿年迈的双亲；农村家庭结构解体与破碎，农村50岁以下人口，仅仅5%。这个9亿之众的中国公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婚姻、生育、文化生活等等民生方面，依然被事实上的边缘化，他们的孩子被歧视和冷落，他们最基本的完型生活和家庭模式无法保全；他们很多人因病致贫，而没有发言权，只能用非正常的“候人”的沉默掩饰自己心底的呐喊。
我在1999年撰写《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这部专著时，发掘了“最好的是健康，最美的是公正”这句古希腊千古铭文，后来作为我们学会的会训。问题是，我们只关顾14亿人口中的2亿多人或者只是几千万人的意见和生存质量，而客观上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 这与我们迅速腾飞和博大胸襟的时代极不相符。我们伦理认知的症结就在于我们没有重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沉默者的价值；按布伦坦诺的“优选公理”（vorzugsaxiome），即是“在同类善性价值中，宁愿选择比较善者”；这也是马克斯?舍勒的价值论伦理思想，即注意防止只顾及有发言能力的人的利益，而无视于事实存在、但没有机会或能力为自己的权利申辩的那些弱者的声音。这与文宣机构、媒体、舆论界有意遮蔽所谓“负面”选题风险有直接关联，以为这样，那些事件就没有发生、就不曾存在，以至于由此装点天下太平，万方福乐，巷无灾情。
一个不知道检讨、反省、纠错，害怕批评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国家的伟大不是对强者的仰视，而是对弱者的敬重！
我们与最大多数的九亿民众不是我与“它”（他）的关系，按马丁?布伯的理论，它（他）是周围的在者，它（他）是我经验、利用的对象，是我为了生存而需要的利益；任何生命体，尤其是人，都应该是“你”，不是工具，是目的；只有“我”与“你”不可分离；它-他，是物-工具。医生与病人、公务人员与市民、官员与老百姓、老师与学生等，是“我”与“你”，两个主体，平等对应的关系；A 当我与你相遇时，我将不再是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我的需要而与“你”建立关系；你即是世界、生命、神明；我应以我的整个存在、全部生命、真本自性来待“你”；B 当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现于我，就不再是失控世界之一物，“你”即是世界，不要仰仗他物，“你”是绝对的在者。如此，来释解人们之间的关系，理解“共有”的概念，能使我们不仅仅知道要爱人，还要知道如何爱人，如何使不是“我”的人“如己”。
朋友们，当下，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信仰、坚定的意志与人文精神，更需要勇气与信心；更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与品质；尽管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认识自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具有清洁精神的民族。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奋斗，我们能够走出贫困，摆脱落后，战胜了各种邪恶的势力，取得了巨大的变革与辉煌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很多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可忽视的、积极的、重要的促进人类发展的核心力量。我们解读和分析风险与危机，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加扎实地、真诚的求得更加灿烂的未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获得全世界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真正的、整全的、深切的尊重和信任。
5 筑造安静的生活，让人生更加宽广和繁荣
人类最初与自然作斗争，是为求生，贵生、厚生、优生，都是对卫生的延扩与发展。人类正值中年，但已经过早地堕入对自身存在的困惑，这是一种危机，设定很多类似“2012”这样的末世论或末日文化，开始为这个人的“不惑”而思考，人类的经历和知识的穿透力提前给予了我们惑与不惑。
卫生是一种被迫的强制，是一种生命的根本功能，而当卫生只能降低或弱化为“维生”，“避险”、“求生”、“偷生”等，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出了问题。由于经济因素被迫维持生命甚至放弃生命是我们眼下悲剧中的悲剧。政府与决策人，如果失去“国家的固定不变的医学-经济良心”，那就是一种最大的犯罪，实际上，如果医疗体制没有根本的道义的良性改变，这种隐性的罪过就还要高频率地进行下去。
怀特海曾把货币拜物教称为“误置的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这种人的逻辑是，既然货币可以以复合利益的方式永远增长，那么财富也能够如此。凡是对于财富的抽象符号是真实的，它就被认为对于具体的财富本身来说也是真实的。亚里斯多德和马克思都曾提醒后人，当社会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交换价值时，就会出现货币拜物教的危险。这种道德心理病症，危及到卫生事业发展过程，开始于钱，不是病人和公民的生命价值，终止于钱，不是公民的健康权利，医药与卫生服务产品成为纯粹的商品，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实践或医学价值退化为用来扩张交换价值的中介，医生成为中间商或经纪人。卫生事业不适宜于市场的博弈，而且必须抵御庞大的经济物质规模和对金钱的无限追逐以及账面经济的诱惑力。那种对金钱的追求就如同瘟疫传播，金钱一旦变成一种信仰，人生就开始发生危机，凡是崇拜金钱的人，很难再有生活的真正力量，如果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那么就是对于人类精神的一种残害。罗素认为，惧怕失掉金钱的远虑与烦闷，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掉，恐遭不幸的惧怕，比起所惧怕的不幸来，还更为不幸。最快乐的人，是对金钱不太关心的人，因为他们有某些更有意义、更积极的目标。金钱给人带来欢笑，但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忧虑、情感冷漠、困惑、痛楚和眼泪。
晚近的一个“黑五”之后，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严厉地批驳了消费主义，他说：当你为了某样物质而活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你会变得贪得无厌，视他人为阻碍。他认为消费主义是侵蚀信仰的病毒，它会使你忘记弱者和穷人。就像饶毅在北大演讲中所谈：“有人成功的代价是丧失良知，其幸福的代价是损害他人。”高以翔猝死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点击率、收视率、畅销品、走红毯等等这样的商业和文化魔鬼，如果不加规范与控制，明天还要发生更丑恶的悲剧。
我们眼下与基础深层危机同时面对的是，思想者的消失和思想的衰落；气候、环境、人口、生育方式、技术滥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膨胀、激进宗教思潮和恐怖主义、文化病态与社会抗议的形势，我们还从来没有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人们陷于无效的对话和竞相生产精神垃圾的活动中；医学人文也随之虚热，很多人借助这个“名头”谋划自己的权力和好处，多捞几个光环，编造许多毫无价值的噱头，推销人文面具，消费受众的热度，而全然不顾这个最需要思想的知识贫瘠时代的危机，甚至还为这种危机助威。
终极关切的另一个极，即是终极挫折，我们必须学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引入具有积极意义的力量，而舍弃在卫生经济变革中的消极因素，在此我们可以复述日本学界如何高度评价斯巴达式的素朴与节俭以及禅宗与佛教如何推崇生产性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儒家伦理与清教哲学一致主张：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素朴节俭，限制欲望；贝原益轩在《君子训》中说：“古来之贤君明言皆须简约，简约诚为君之美德”。事物和人性的双面性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本真结构，黑白、正邪、善恶、明暗、阴阳、爱恨时刻在变幻与争斗；欢乐不必疯狂，登峰不必造极；娱乐无须致死，盛事力戒奢华；人，没有痛苦的历练，就不会有深刻的喜悦；没有冰雪交加的冬夜，就不会迎来明媚温和的春光；没有春天的辛勤的耕耘，就看不到金秋丰美的收获。病态的足球经济体制、满溢病毒的金钱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方式毁坏了一个个张琳芃式的原本纯真的青年，使他们纷纷倒在香车美女酒池肉林之中，最后只能在竞技场上，以缺乏乳酸分泌的横纹肌无张力的双腿、迷蒙的望眼、胆怯的心绪，把中性的足球射入自家的大门；而此刻，西罗、梅西、哈登，包括林书豪，特别是我们的女排姑娘们，他们正在被坚定的意志所激励，忘我地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为祖国、民族、集体的荣誉而拼搏和厮杀。林书豪，这位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最不会成本核算的高材生，被誉之为篮球世界的阿甘，尽管存有争议，但在北京队出战中，把收割比赛的机会统统让给队友，隐藏个人火力，场均7摔、7个篮板，每一计三分球就捐助希望小学3000元；我们的朱婷，除上交排协、河南队、税务外，为家乡公益事业捐助了几乎全部瓦基弗银行队支付的薪酬；歌手韩红，仅医疗和爱心药箱捐助已达1亿，抚养230多个孤儿，为此几乎倾家荡产；就在有些人大秀为慈善如何倾注时，演员古天乐，仅仅三年就为深圳的教育事业捐助2500万；而在微博上，却没提过一个字；亿万富翁田家炳，为教育事业倾尽所有，而自己没有私家车，出行坐地铁，布袜满是破洞，足下一双践履，一穿十载，就是这位每月开支不到3000的大亨，为内地捐助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和幼儿园、1800间乡间图书馆。
这种奉献精神和无私的大爱、如此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用什么语言去叙事。
朋友们，爱国主义教育，要警惕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侵蚀。爱国，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乃是一种深刻的理性，是内在的自觉以及不断地高尚而庄严的修习，更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使命，而不是一种形式上、表面上的过度、拙劣的摆拍和表演。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不能因为我们历史上曾经遭遇过长期屈辱，就患上“畏惧批评、夸大妄想”综合征，是否爱国，要看你动机与行动结果是否对国家发展真正有所助益，而不是你的言行给她带来事实上的、行动生态学性的伤害。
站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回顾中国共产党从萌芽时期开始，就是一路的泣血奉献与牺牲。我这一代人，从做小学生开始，就相信国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就应该为国家、人民、党的事业，甘洒热血写春秋；而当下，抛开口号和表面文章，国人内心中，特别被称为“公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有多少人能彻底摆脱追逐名利、精致利己、妒贤嫉能、投机专营、奢侈享乐、明哲保身的纠绕，而做一个刚直不阿、堂堂正正、坦荡率真、真正的、真实的、真诚的、负责任的、良知透悟的、整全的爱国者和志士仁人？
人生不是一帘幽梦，人生应是一簇火炬，燃烧自己，照亮人间；人生应是一首难忘的战歌，留下华彩，鼓舞后人；人生是一段艰苦攀拔、心潮逐浪不停、泙訇喷薄、与自我不断绞杀的坎坷的历程。它应该记录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使我们坚守住正义之道，不懈地追求和贴近真理。
什么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把灵魂安放在适当的位置”，这个“适当”就是让我们学会人生道路的选择。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心泰身宁即是真；幸福的构成是否就是：快感-富有-自由这三个要素？幸福其实应该是人的一种理性感受，幸福除希望与实现外，其核心应该是信仰、爱并经历苦难！尼采诗言：幸福是人生命最美丽的猎获品，总是靠近，总是明天。罗素说：“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安静的状态，人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和意义。”他是指，安静时，我们才会想到良善、公义和如何去爱人。
我还是要说，在一个多元的“后”技术时代，任何可能性似乎都存在。任何人与事的正确处置，都要在遵循爱和善的前提下，这份爱是为了人，不是为了原则。普世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类智慧成果的包容和融贯。
长时间来，我深切感受到，医学人文学学者和爱好者必须格外、认真关注以下这四大法则（定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海森伯不确定理论、西梅尔个体法则或基尔凯郭尔的个体主义哲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论，它们将会帮助我们走出理论困境，不会由于意志迷失而被人左右或跑偏；使我们在迷思中复现清醒与冷静，始终能够保持我们的生活热情、个性与尊严。人的生命情势和人生境况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不可能完全确定或者都获得原来预想的好的结果，我们要格外重视个体的差异以及他们偶在的遭遇；在爱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学会容纳与适应所发生的意外和困难，并能够始终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和清醒，达观、坦荡、真诚、谦和、宽阔、厚德，就是我们的生活智慧，由此，我们就会战胜一切。
我在此，再一次强调，制造安静的生活，就是要好好读书，远离低俗，要终生做一位学习者。我不喜欢把我们的事业混同于江湖，一个人只赖于走位，终日在权力层与金钱大佬之间跪舔逢迎，连人格与良知都可以交易买卖，忍不住孤独与廖寞，不甘于艰苦的奋斗，受不得利益的亏欠或半点称名的委屈，连“学以成人”的心路历程都不愿坚持，何以能率性而无忧、安身立命、撑得起人生坚定意志的风帆！
朋友们，议论之后，我突兀想到近代学人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观堂一生不离“人间”，但更重视“自然”这一概念，他欣赏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观情”之风，他常以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词”相互释证，揭示人生与生命状态；即“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多以此道；他曾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佛家向以“常住”为涅槃八种法味之首，即：通彻三世而常存，圆遍十方而常在；我们不必过分追悔过去之“物”，也不必过分忧挂未来之“词”，“过去的已被现在遗弃，而未来还有很多因缘可以创造”（星云大师：《金刚经讲话》，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若悉“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乃我们所一直追求的要旨：为物而生，为词而终。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是三位获奖者发现了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的可用性；这就强化了人类利用氧气自然资源的意义，提示我们如何分配和培养自己对外在变化的适应性，这是我们与人体与社会退化进行斗争的能力；而物理学奖则奖励给飞马座51b的系外行星的发现者；这是对人类未来的寄托。显然，宇宙学中的时间概念，已经遭到质疑，时间是有终末的，宇宙也是有边界的；我们那未知的270亿光年之外，一定存在“类人类”高智商物种，我们的母亲——地球文明曾经反复诞生与毁灭；奇点为宇宙的开始，宇宙还在膨胀；生活随明暗阴阳之大律在继续，我们终有其末，命岁非在我，人总有晚晴皆空，万青均枯；造化天地，各有竟时。由是而思，如果没有精神与信仰，缺乏良善之心，利将无本，那真是基础之基础的危机；故范仲淹题道：“古仁人之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去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微斯人，吾谁与归。”此乃为吾辈当取之道。我理解，此道恰如尼采与康德的两句忠言所是，即：切勿辜负生命；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大家都深切地知道，意识形态与生活的真理极其重要并应为我们所信奉，但真的坚守却很难很难！因此，我们的所谓人文，当如是之。
这也正如慧能所悟觉：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坛经》尚荣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倘若我们把“故园”作为归乡或乡愁的最后目的，我想再一次用我喜爱的清代诗人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作为报告的结尾：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祝会议成功！
祝我们的事业在江苏省社科联的领导下、新一届学会、专业委员会领导者和理事们努力之下，在各位朋友的关心与支持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各位事业辉煌，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祝朋友们在美丽金寨的日子愉快！
谢谢！
2019年12月21日于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