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起意寫一部回憶錄已經多年，期間受到許多朋友的慫恿和鼓勵，特別是自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問世並得到廣泛的讀者和好評以來，一時間出版人和媒體紛紛上門，或約稿，或提出為我做類似的口述歷史。根據我的習慣，文思常是在寫作中汩汩流出，並有自己的遣詞造句的風格，還是想趁着還有精力時自己寫，而不是口述。但是隨時想寫的東西很多，加以近年來似乎越來越忙，往往身不由己，很難靜下心來集中精力寫過去的事，還由於自己的惰性，就拖了下來。幾年前，讀到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作為同代人，感觸良多，又喚起多少幾乎遺忘的往事，這對我是一大激勵，覺得來日無多，非下決心完成不可了。2014年訪問台灣，有幸會晤齊邦媛先生並共晚餐，相見恨晚。對加緊回憶錄的寫作又是一次鞭策。現在終於大體完成。說「完成」，其實不確，越寫，想起的細節越多，後來的時間不少是花在斟酌詳略上。若要繼續寫下去，不知伊於胡底。

　　 我本一介書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沒有什麼值得傳世的事蹟。但是，我所經歷的時代卻是大起大落，常有驚天動地之事，個人命運也隨之沉浮。我常說我這一代人生於憂患，長於國難。其實何止我這一代，幾代中國人都是在內憂外患的動盪中成長、生活。我們的生年都可以以「事變」來標誌：我父母是二十世紀同齡人，生於1900年，就是「庚子之變」那一年。他們青少年時遇到皇朝覆滅、民國誕生的大變局，他們的教育始於私塾，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學東漸之時。我生於1930年，第二年就是「九．一八」事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是我最早耳熟能詳的歌之一。1937年盧溝橋事變，我正是小學二年級暑假，第二年就遭遇校長被日寇特務刺殺慘劇，終身難忘。我的兩個妹妹，一個生於抗戰前一年—1936年，一個生於後一年—1938年。抗戰八年，我在天津淪陷區讀完中學，親歷抗戰勝利的狂歡與隨之而來的失望。上大學時逢三年內戰，繼以政權易幟，國體變更。以後幾十年雖然沒有親歷戰爭，卻是政治運動不斷，仍免不了腥風血雨，連我的下一代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浩劫和隨後的巨變。所以講家史和個人歷史總離不開時代背景，個人經歷和心路歷程也折射出那個時代的一個側面。我從大學畢業以後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國際領域，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幾乎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年代有難得的國外見聞和與國內外各色人物的接觸，從這個角度講，個人的特殊經歷也許可以收從一滴水看大海之效。

　　 根據一生經歷，本書分為四大部分：一、底色形成的青少年階段，那也是我精神的故鄉，後來「回歸」，還有可歸之處；二、「思想改造」和馴服工具階段；三、進入學術界和思想轉折階段；四、回歸自我和退休以後長長的尾聲。本書對人與事採取白描式，盡量客觀敘述，不作臧否評論。特別對於人物，只談我所接觸的一段，更不是全面的評價。書中涉及許多名人、長輩，為方便計，大多直書其名，不糾結於稱謂。

　　 回顧一生的境遇，平心而論，在近百年的國家多難，大局動盪中，我的境遇算是幸運的。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我父親奉他供職的銀行總裁之命堅守淪陷區，我沒有像同輩人那樣在少年時經歷逃難、顛沛流離的生活，而在淪陷區生活的種種壓抑和掙扎，都由父母承受，我在她們庇護之下得以受到正常、完整的教育。1949年以後，「三反、五反」運動中我和家庭受到衝擊，比起後來的運動還是小巫見大巫。「反右」時期，正好我在國外，躲過一劫，實屬僥倖，因為以自己當時的狀態，如在國內絕對在劫難逃，以後的命運就難說了；大躍進，全民饑荒餓殍遍野時，我雖難免食不果腹之苦，也僅止於因營養不良而浮腫。後來積勞成疾，又得到了當時較好的醫療條件的治療；「文革」中下放勞動，比起同代知識分子，衝擊還是較小的，尚未受皮肉之苦，而且由於一開始就被打入另冊，沒有機會因衝昏頭腦而犯大錯……。一方面客觀的機遇比較幸運，主觀條件是擁有可用的一技之長，尚有螺絲釘的價值；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由於自己相當長時期的蒙昧無知，隨波逐流，取得了相對的安全。2015年《共識網》選我為「共識人物」，我在會上發言提到林昭，我說林昭與我屬於差不多同齡人，教育背景也差不多，如果當年我有她的見地和膽識，就存在不到今天，所以，我活到今天，竟獲敢言之名，是於心有愧的。

　　 實際上我退休以後從生活到思想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西諺云：「人生自四十始」，我卻是自六十始，甚至更晚。本來既無案牘之勞形，又無「課題」之催逼，清心寡欲，足以頤養天年。有書有琴，怡然自得。但是總是有一種戚戚於懷，揮之不去的情結。在這個物欲橫流、戰火紛飛、殺戮手段日益升級，人性中「惡」的一面展示得淋漓盡致的世界上，人類將伊於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壯語中的吾國吾民何處是精神的家園？身居陋室，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對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類，難以釋懷，如鯁在喉，不得不發出聲音。卻不意引來了不少讀者和聽眾，不知不覺結識了各種年齡的新知，既有才識令我心儀的長者或同輩，也有好學多思的青年學子。特別是樂民先我而去之後，這些忘年交對我照顧有加，在精神上能夠相通，免我孑然一身的孤寂；而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的各種稿約和活動的要求，使我生活充實而且感到還有存在的價值。我以衰朽之年，一介布衣，無權無勢又無錢，所以自動與我交往者，不論老少，都無功利的目的，而我若需要幫助，卻總不乏自願出力者可以指望，這是一般老年人難得的境遇，對此我應感謝命運的恩賜。當然，直言總要犯忌，不愉快的、無理的干擾也時有發生。對此，我已經做到寵辱不驚，心胸坦蕩，外界的毀譽於我如浮雲。自認為已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當然，這「矩」是我自己良心所劃定，而不是任何外力所強加的。

　　 自己幾十年來的文字，既有變化也有一以貫之的不變。第一個不變是對人格獨立的珍惜和追求，還有對「真、善、美」的嚮往和「假、惡、醜」的厭惡。我從未「居廟堂之高」，卻也不算「處江湖之遠」，不論在哪個時代，自己處境如何，對民族前途總是本能地有一份責任感和憂思。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發展，近年來無論回顧歷史還是展望未來，視角重點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國」。由於中國近代與列強交往中常受欺壓，國人習慣地把個人的命運依附於「國家」的興衰。這在原則上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於從來沒有真正實現「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國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體的百姓(我現在盡量避免用「人民」一詞，因為這個詞也與「國家」一樣，被濫用了)，於是統治者太容易以「國家」的名義侵犯百姓的權益。今之媒體還常宣揚古代專制帝王開疆擴土的虛榮，而我卻經常想起「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以及《弔古戰場文》《兵車行》等等。中國自古以來的文人不缺悲天憫人的情懷，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這類文字的薰陶也是形成我的「底色」的一部分。

　　 書中有不少內容談我的音樂生活。我只是在中學六年中課餘學過鋼琴，由於從未想以此為業，每天練琴不超過一小時。離開學校後完全脫離鋼琴凡三十年。到改革開放後才又撿起。沒有想到越到老年，它在我生活中所佔份量越重，還發生了許多有趣的軼事。這部分比較詳細的內容已另有一本小書《有琴一張》問世，但為記錄完整起見，仍不憚重複，簡略包括在本書內。

　　 如果這「回憶錄」有什麼特色的話，首先是作為特殊年代的「知識分子」，回顧所來路，是一段否定之否定的痛苦的心路歷程，既是個人的特殊經歷，也有普遍性。今天的青年和外人總是很難理解那個年月的中國讀書人的表現和言行，更無法深入瞭解其內心深處的起伏、轉折和糾結。馮友蘭先生的東床蔡仲德君曾對馮先生做過精闢的概括，說他一生有三個時期：「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這一概括可以適用於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每個階段表現不同，失落和回歸的程度各異。這「三階段」對我本人也大體適用。所不同者，上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後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連第一階段還沒有開始，就已經「迷失」了。後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以今天的認識回顧自己當年的迷失，絕不是輕鬆的事，有時相當痛苦，有時自己也不理解曾經有過的迷信和精神狀態。不過相對於有些始終執迷不悟者，我還有精神家園可以回歸，在一息尚存時越活越明白。如今呈現給讀者，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知我罪我，惟讀者自便。

　　 「人生白髮故人稀」。我不知不覺已過米壽，許多親朋好友都一個個先我而去。「壽則辱」不一定是必然的規律，但我也不認為長壽就多福。我既對事關民族興衰的大局無法有絲毫影響，對自己的壽命長短也無能為力。只有一切聽天由命。值得慶幸的是我的餘生還有精神家園可以回歸，這是我的父母和青少年的師長所賜。此時此刻我最感到深深內疚的，是對我的父母。昊天罔極，謹以這部回憶錄獻給他們在天之靈。

　　 資中筠 2018年10月識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