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今天很荣幸到贵校“马一浮国学讲座”来讲马先生。贵校最有名的一位校长是竺可桢先生，竺校长曾在抗战军兴期间聘马一浮先生做国学讲习，马先生那个时候才出山讲学，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跟老师们、同学们汇报一下个人学习《马一浮全集》的一点心得。
马一浮先生是1883年出生的，1967年文革期间去世。他是浙江会稽人，他的字号大家都知道了——湛翁、蠲叟、蠲戏老人。应该说梁漱溟先生给马先生的挽词“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个字，盖棺定论了，高度概括了马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风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即推崇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学界对马先生的评价很多，我们只举了梁先生和贺先生的评价，约略可见学界对马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的推崇。
一、马先生的人品与诗品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大儒，我们看《马一浮全集》、《梁漱溟全集》、《熊十力全集》，会发现其中有些人，是相互都出现的。基本上他们三位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所以这个特殊的文化群落，支撑着吾华道统，赓续着往圣绝学，孕育了现代儒学思潮。
三先生所当担的历史使命，所弘扬的道义精神，所表现的气节操守，所坚持的终极信念，所缠绕的思想情结，所遭逢的坎坷际遇和悲剧结局，使他们有共通的一面；当然同时他们又是个性十分突出的人物，他们个人的学术修养，都有他们一些独特的风格，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性格体验都不一样，他们的情调、致思趋向、思想表达、生存体验、待人接物、涵泳程度也都不一样。当年马先生的弟子就笑“熊十力，马一浮”，好像一副对子。到楼外楼去吃鱼，马先生的做派和熊先生的做派就完全不一样。
马先生是一个翛然独往、自甘枯淡、绝意仕进、远谢时缘的真正的“士”人，就像一个“今世的颜回”，“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不是说马先生没有现实关怀，其实马先生有很多现实关怀。
但是我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他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的呼应，可以说他是一个远谢时缘，在山林里面讲学的人物，但是他有他现实的关怀。我们看他最早的诗。
他11岁的时候，奉他母亲的命令在庭前咏菊花的一首五言律诗：“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我们再看他85岁临终时，在“文革”那样一种背景之下，他的诀别诗《拟告别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我们看他11岁作的诗非常稚嫩，孤傲高洁之情溢于言表；85岁临终前写的诗非常圆融，冷峻飘逸之机深藏不露。这两首诗我觉得是可以互作注脚的。由于马先生独立不苟、孤高超脱，因此他即使身受其害、斯文扫地，也能举重若轻地嘲讽、蔑视那威威赫赫的所谓“全面专政”的时代——当他被赶出家门，又听说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遭到非人待遇时，他的回应是“斯文扫地”。
他以生死为平常之事，在庄生看来，生死不过就是气聚气散之事，在佛教看来就是“沤灭全归海”的海沤隐喻，表明他回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的心迹，神态自若地面对崦嵫山。这是何等的气概!
在我看来，马先生一生确实做到了如陶诗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与车马喧腾的俗情世界，与功名利禄，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们知道，没有距离就没有审美，没有距离就没有求真的可能，没有距离也谈不上性善。趋善、审美、求真，要求我们对于流行的文化，对于政治结构，还是要有所距离。没有距离，也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这是“士”人的一种节操。
1940年，他在给老友谢无量的一首长诗及其序言中表达了他一生的志趣。而且两个人是：“四十年前两狂客，浮玉峰头读道书。雪埋酣卧焦处士，鹤冢篆铭陶隐居。今狂古狂日相遇……”交往较密的马一浮先生和谢无量先生，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隐逸之士。隐逸之士不是不关心政治，不是不关心时局，隐逸之士是逃避一些东西，逃避本身也是批判，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关怀。所以他们把世俗执着的一些东西超越了。青年马一浮，在他的诗里面就有一种忧乐圆融、狂狷交至、儒道互补，当然还有佛禅的精神。
马一浮先生在近世居士佛学思潮之中的地位是有口皆碑的，苏曼殊先生对他的人品最为佩服，另外李叔同先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弃道学佛，终而皈依佛门的。马先生在40年代诗作中亦有不少痕迹：“穷年栖隐迹，壁观近沙门……心生缘有取，佛在但无求”。总之他对佛的境界追求，对佛教的哲理是心心相印的。“默随大化运，已悟浮云空”，他对佛教的精神特别能理解。
马先生之为马先生，第一，他始终与热闹非凡的政界或学界保持着空间距离；第二，他始终与科技发达的现代工商潮流保持着时间距离。因此，他总是显得格外的冷静从容，潜光含章，远离荣利，保持己性，深心以传统批判现代。而健康的现代化是非常需要这种批判的。
以马一浮的中西学养和声望，特别是精通诸种外文，游学欧美日本有年，还翻译过不少西方的作品，所以蔡元培先生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曾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先生供职不到半月，就以不善官场酬酢为由辞归。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而深层骨子里则是对“废止读经”的抗议，他根本不能容忍民国和蔡先生“绌儒术、废六经”的教育方针。
蔡先生在当北京大学校长时，首先诚邀马先生任文科学长，而再次遭到马的谢绝。马先生致蔡书曰：“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申，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他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原因辞谢了蔡先生和陈百年先生的邀请。
实际上我们看到马先生对新学制、新潮流是有所抵制的。他的这种立异，并非与时下有的无聊文人，以立异邀宠，以立异博取浮名，而是从学问中，从心性中自然流出的。1930年，陈百年先生欲聘马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院导师，马先生举熊十力先生代，熊先生也坚辞。
马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穷居陋巷，埋首儒释道典籍之中，自得其乐，除与极少数友朋弟子论学外，决不肯出山讲学，屡辞邀聘。只是到了抗战军兴，避寇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在颠沛流离之际，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公开讲学，他出山讲学是因为抗战，是因为要唤醒中国精神，彰显民族气节。
竺校长命他担任国学讲习，所以他以复兴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抗敌复国之本。他独标张载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己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如是则富贵贫贱不足以挠其志，推而至于夷狄患难，皆有以自处而不失其所守，由是而进于道术，以益臻乎美善之域不难矣。”
他批评“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他说：“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乡原之人生哲学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他只是人云亦云，于现在事实盲目的予以承认，更不加以辨别。此种人是无思想的，其唯一心理就是崇拜势力。势力高于一切，遂使正义公理无复存在，于是言正义公理者便成为理想主义。若人类良知未泯，正义公理终不可亡。不为何等势力所屈服，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所以要‘审其所由’，就是行为要从理性出发，判断是非，不稍假借，不依违两可，方有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职份就是坚持理想，批评现实中一切负面，而决不与它们同流合污。正如马先生所说，乡原，人云亦云，屈从迷失于一时、有尽的势力、权力、潮流和眼前利益，舍弃长远的正义公理，舍弃理想与理性主义，流荡失守，眩目移神，乃立己、立国的大敌。不能疏离、批判现实，即不能创造未来。对现代化，对汹涌澎湃之商潮，我们也持这种看法。
1939年至1941年间，马先生在乐山（嘉定）的乌尤寺内创设复性书院，他担任主讲而不愿为院长。他重申的是：“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今中国遭夷狄侵陵，事之至变也；力战不屈，理之至常也。当此蹇难之时，而有书院之设置，非今学制所摄，此亦是变；书院所讲求者在经术义理，此乃是常。”
因此不要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掉常道，常道正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民族复兴的根本为造就刚大贞固之才，寻找并安立吾人与吾族的精神资源与终极根据。学者贵在持守自立之道，不为风会所诱、淫威所移。在变与常、物与己之间，马一浮找到了守常应变、坚持自主性、反对被物欲宰制的正道。
1941年，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以备查核。这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马先生却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士人的奇耻之辱，乃致书教育部，责以侵凌师道尊严，违背当年以宾礼相待的诺言，当即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遂以刻书为业。为筹集经费，马先生决定“鬻字刻书”，不接受官方一粟一帀。在他亲自主持下，先后精刻精校木版“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计28种38样。
马先生是风骨嶙峋之人，早在20年代曾断然拒绝了盘踞江浙、窃取“东南五省统帅”之职的孙传芳的登门造访。抗战初期，先生入川创办复性书院前夕曾受到蒋介石接见，那是因为蒋当时是所谓“抗战领袖”。马先生见蒋一定要表明王者之师的姿势，他对蒋讲了“诚”和“虚”两个字，要“虚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
据说蒋先生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及对蒋之印象，马的评价很有意趣，亦很确当：“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糅。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我们知道，刘裕是刘宋开国皇帝，即宋武帝，而陈霸先是陈朝开国皇帝，即陈武帝。南朝宋齐梁陈这些帝王都没有能够统一中原，所以马先生还是看得非常准的。
1950年春，马先生致云颂天。云是刚才我讲过的三先生的弟子之一，也就是说云先生与三位老师都有来往。马先生说：“仆智浅业深，无心住世。所欠者，坐化尚未有日耳……”这是50年代初期的背景下，他有这样一个念头。
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为农民生活等问题顿起冲突，周恩来着急了，打电话到上海找沈尹默，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去京婉劝梁漱溟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避免僵局。马一浮坚决拒绝去京劝梁，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周恩来和陈毅对马一浮很是敬重、关怀。陈毅以后学的态度尊重马先生，马陈之间有过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尽管如此，马平日与友人言谈中绝不提及这些事。马赠毛的诗联为：“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的诗联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赠陈的诗中有“能成天下务”和“要使斯民安衽席”等句。
不难看出，其中仍隐含有士人对政治家的规劝和期盼之意。
我们知道马先生晚年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的一件事，是他的弥甥、供职于浙江省图书馆的丁慰长，大姐与姐丈的孙子，因被错划为右派，不堪凌辱，1959年偕妻携幼儿投太湖自沉。马一浮先生自从21岁遭丧妻之痛后，终身未续娶，没有子嗣，对丁慰长兄妹尤为钟爱，长期生活在一起。关于慰长的随屈原游，虽家人对一浮老人一再封锁，告诉他慰长是因为犯错误到西北劳动，但老人心中已明白一切，在临终前仍在呼唤慰长回杭。这个打击是致命的，震荡是惨烈的。
反观马先生的暮年，不能以偶然之热闹场面和表面应酬文章为据，其深心是孤独和寂寞的。熊先生、梁先生也未尝不是这样。马先生曾自比幽花：“三月心斋学坐忘，不知行路长春芳。绿荫几日深如许，尚有幽花冉冉香。”他早已达到不将不迎，不知“悦生”“恶死”的那种庄生所谓的“撄宁”状态，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本体境界。这也是钱钟书先生讲的，终其身在荒江白屋之中与古人、与二三素心人为伍，遗世独立，自成一格，翛然独往。
最能表达马一浮心迹的，是他修改数次才定稿的用楚辞写的《自题碑文》：“孰宴息此山陬兮？昔有人曰马浮。老而安其惸独兮，知分定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为茍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他期望平静地委形而去、乘化而游。这种洒脱，反映了掉背孤行、独立不苟的人格。
关于马先生的学术定位，你说他是佛吗？他是道吗？他是儒吗？他是程朱吗？他是陆王吗？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我看马先生非佛非道，亦佛亦道；非程朱非陆王，亦程朱亦陆王。他是大师级的人物，弘通百家，不会偏于一隅。所以马先生思想虽然宗主在儒，重视经学和理学，是经学和理学的大师，但是，他是一位博大的儒者。他决不排斥诸子百家，力图综会融通。他推崇儒家六艺，而通过他的诠译，六艺论已绝非原本。且看他的诗作里面，大量地有儒释道三教和程朱陆王的融通。
他说：“未许全生学《马蹄》，每因《齐物》问王倪。”以下讲到他的儒家的情结，然后转而抒发他的佛教的情结：“相逢莫话曹溪月，但乞新诗石上题。”“少室山前雪正深，栖栖鲁叟尚援琴。纵教吸尽西江水，难觅当年断臂心。”“百年信须臾，何事求神仙。……墨者急世用，老氏任自然。二途俱不涉，宴卧秋山巅。”
从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修养非常博大，儒释道、程朱陆王都是兼通。儒墨两家，他对墨家有相当的同情了解，而且也指出墨家的不足，另外他对名家也是这样，在他的著作和演讲里都有种种的评价，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细讲了。
细品马先生的诗，足见他于儒墨杨道法名各家及佛教的天台、华严、禅宗等各宗派，均有所取也有所破。一方面批评夸大各家之异者，未能观其同；另一方面又超拔于诸家之上，既不取于白象，又不取于青牛。他反对支离褊狭、局而不通，深悟各家精义，会通默识，在破除宗派门户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力主破门户与学有宗主不是相矛盾的。马先生有一种隐逸的心怀，他也有现实的关怀。前面我们介绍了马先生的生平与情怀，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他的学术。
二、以性德为中心的心性论
第一点，他的学术思想的中心还是心性论。
心性论是现代新儒学比较主流的思想立场，马先生的学问也是以心性论为主。如果说熊十力先生的心性论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那么马先生的心性论则是以“性德”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所以无论是熊十力所强调的乾元、本体、本心，还是马一浮的性德、性理、性分，都显示出心性论是熊、马二先生思想的根源、基石。
不过，两先生的心性论各有侧重。熊先生关怀的是宇宙大化流行的证立，阐扬生生不已、创进不息的宇宙与人生哲学；马先生的心性论则侧重在穷理尽性、复归性德，揭示心性、性德自身的丰富义涵，由此展示出人之成德所必需的工夫论、修养论。
在工夫和本体论上，马先生的工夫论（修养论）和他的心性本体的追求，还是源自宋明理学，特别是刘蕺山到黄宗羲，浙东学派之学来讲的。所以，熊、马两先生的思想可谓同根同源、和而不同、互动互补、适成双璧。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在他看来，此心就是性、就是天、就是命、就是理、就是性德或德性。这是一系列等值等价的范畴。马先生从朱子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说入手，综合《大学》《中庸》《易传》思想，指出：“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性来言，我们讲它就是天；就其禀赋而言，它给我们的是命，天命；就其体用之全而言，它是心；就其纯乎理者而言，它是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而言，它是理；就其发用而言，它是事；就其变化流形而言，它是物。所以格物就是穷理，穷理就是知性，知性就是尽心，尽心就是致知，知天就是知命。”
整个这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看似传统，其实很有新意。因为这不仅统摄了程朱陆王两派，而且尤其突出了超越性、宗教性、普遍性的存在本体，也就是内在性、道德性、能动性的活动主体的思想。也就是即本体，即主体，就超越了宗教的本体而言，这就是天；就内在而言，它就是心性，就是即存有即活动的活动主体。它既静止、超时空、如如不动，同时又运动、在时空中具体纷陈。它既是常，又是变；既是不易，又是变易；既是主宰，又是流行。马一浮把它总括为所谓“性德”，本性之德。
关于“性德”的义涵，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的良知，道是人人共有的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所以我们知道，德当然是天赋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有道德的禀赋，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天赋予的善性就是我们的性德。
《中庸》里面说“率性之谓道”，就是循性而行，就是展开，这就是仁道。成德就是成性，行道就是由仁为仁。德就是性，这就是性德，也是德性。所以马一浮所讲的“性德”，是比较“道德”一语更能展示出心性的丰富深入的义涵。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本善。
性德是天道与人道之共同根源。性德的超越面就是“天”“帝”。“帝”“上帝”都是中国经学中原有的词汇，西方基督教传入以后，利玛窦等传教士借用了这些“帝”“上帝”等概念。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我们知道马先生继承宋明理学的精神，他强调的是性德，德就是性，德性是天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的种子，道德的良知，我们要把它彰显、开发出来。
马一浮先生对于性德本身的结构有着丰富微妙的揭示。他说：“性具万德，统之以仁”。仁德可以包仁、义、礼、智、信诸德，是一个大的仁德。他说性德本身是洁净精微的，但它不是完全静止不动的，所以性德本身是仁、义、礼、智、中、和……等等无量无尽的德目相涵相摄所构成的，“万德”摄归于“仁”德。仁德是总的，用佛教里的话说呢，就是讲别不离总、总不离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然后，再讲性德蕴涵着的丰富性与生成性。
他融合了佛教华严宗的法界流行义，他把儒家的心性论讲成可以展开的丰富的性德论。比如说：“举一个全面的东西，它包含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就是一个仁德。把这样一个仁德开展为二，就是仁和知（智），或者仁和义。把它开而为三，则为智、仁、勇，把它开而为四是仁、义、礼、智，开而为五是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就是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性德”首先是一个完备的，包括诸德的仁德，然后可以开出二、三、四、五、六德等等，各种各样的德目，以至六德，乃至于万德。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统摄的过程中，创造的、展开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真善美的一个生发的过程，文化的创造过程。
当然这个性德的学说有点形而上，有点抽象，因为我们去古甚远嘛，因此对性德这个概念可能不一定能立马理解。但是马先生还是详细地讲了性德这个概念，而且他把六艺学，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与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活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等贯通起来。
“性德”就是心性的本体与主体，本体展开成各种表现形式。性德的主体也可以展开成现象的世界，性德是主宰性的东西，以下有六艺论的文化哲学思想，下面我们再讲。
总之，我们可以说马先生的性德是一个全体，这个全体它创造出来的是六艺的世界，文化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如果我们以体用来分的话，熊先生讲体用论，性德是体，六艺是用。但是性德和六艺也是一体两面的，所以马先生用的是佛教的《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一个是心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灭门，以此来诠释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他把理气二元和心性情三分，以心、性、理的层次分疏，来展开一些宋明理学的讨论。
这里我们简单化地介绍了他的“性德”的理论。我们说这是马先生的一大创举。他其实是想回应当代科技文明、商业文明，他强调了要把道德的主体和道德的本体的这个性德，把它把握住，可以展开来包括科技商业在内的文化各层面。他把“三易说”和“一心二门”之说来展开，包容现代化和现代的工商社会。这是马先生的心性论的这样一个方面。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马先生心性论里面的另一方面，即工夫论。
他强调主敬。主敬是一种修养论，工夫论。主敬就是要灭掉一些习气。从周敦颐开始，宋明理学都强调主敬，朱子也强调主敬的工夫论。如何涵养我们呢？我们每个人随时都要严肃认真地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止灭妄心妄念，养育我们的德性。马先生是强调以主敬复性的工夫论作为一个基础。
以主敬复性的工夫论为基础，马先生援引了佛教特别是天台宗的学说，进而提出了“性修不二”之说。前面他讲本体论，讲性德的学说，由本体论展开出他的六艺论、文化论等等，来应对现代的世界。下面他讲到了工夫论，工夫论是一种修养论。修养论是讲修养的方法步骤。我们的本性如何保有呢？那取决于我们如何地反省修养。
他指出：“全提云者，乃明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方是简易之教。”“性修不二”是佛教的讲法，和宋明理学“理气合一”的讲法可以相互发明。性就是理，修是以气来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气，我们要调制自己的情气，要用礼，要用德，修养自己的情气，这样才符合社会的大义，符合社会的公共道德。
我们要怎样来修养自己，我们有性德，要修德。性德是我们本有的，我们还要有笃行进德的工夫。工夫就是修养自己的步骤。工夫和本体的追求是统一的，所以思修交养，这一点是性修不二。所以马先生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楷定为学、修养有四条原则：（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所以在工夫论上，马先生以性修不二为出发点，对整个宋明理学工夫论作了简略但十分深刻的批评。他批评一些主张顿修路线的陆王学派有“执性废修”的偏向，“单提直指”，但是这是根器比较高的人容易做得到，对于普遍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同情和主张小程、朱子的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这是他对渐修的一路的支持。但他对渐修一路也有批评。
从性修不二的立场看，修养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工夫论以本体论为依归，所以我们还是在实践中修养自己。马先生主张的修养工夫论，修养工夫是儒家的重要传统，每个儒者都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这个修养和他追求的一个本体境界能够结合在一起。上面我们讲的是他学术的第一个方面，即心性论。
三、六艺论的文化哲学观
学术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文化哲学观。前面我们说到，马一浮的本体——工夫论，是以性德为中心、根源而展开的。以性德为出发点，他融会了儒佛“全体大用”“一心二门”“心统性情”“不易”“变易”“简易”之论，所以他继承和超越了宋明理学，而且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整体方向；这个是我们讲他强调的全体大用，特别是落实到主敬的工夫，来达到性修不二，自我修养和提升，这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是他的本体——工夫论，是他的本体——心性论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前面我们提到，性德流出真善美的意义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生命世界、价值世界。马一浮将这视为“六艺”的世界，他通过传统《诗》《书》《礼》《乐》《易》《春秋》诸教作出阐发，形成其“六艺论”。在现代新儒家里面，只有马先生是原汁原味地强调六艺，强调六经之学的。
因此，尽管马一浮先生批评熊十力先生，不主张熊十力先生借助西洋哲学搞本体论、宇宙论之类的东西，梁先生、马先生都对熊先生有批评，尽管马先生生前并没有建立庞大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我认为主要是本体宇宙论的系统，它开出了两支，一支是工夫论的系统，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还有一支是六艺论的文化哲学的系统。马先生还是以“一心开二门”的《大乘起信论》这个模式，这个思想系统展开了。
我们知道心性论，它的根源是天，这是形而上的基础；然后再是工夫论，再是六艺论，就是本体的展开、表现、功用，是形而下方面的一种展开。这个形而下方面的展开有两面：一面是修养的工夫和道德的实践，另一面就是文化的活动、文化的现象、文化的系统的建构。上层是体，下层是用，当然是即体即用。然后我们看文化活动的开展、开出来，它的动力还在于性德。
所以六艺论的文化哲学是从“性德”而生发出来的。以仁为总德的性德流出智、仁、圣、义、中、和……诸德，前面我们讲到，马先生“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智，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他把性德所开发出来的二德、三德、四德以至六德，配以六经。
他据此指出，性德流出诸德。六艺之德、六经之德开发出六艺之学，六艺之学展开出道德价值的一些具体内容。六经中的每一经其实都和每一德相近，然后再通过六艺、六经、六德的展开，有了他的一种“经典诠释”，而且还是“本体诠释”。就其作为“本体诠释”来说，马先生要通过六艺论融合儒佛，展示出本真丰富的本体世界、价值世界、生活世界。他的“经典诠释”是通过六艺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为经典、经学、经术的研究提供指引。
我们看看他“本体诠释”的向度。我们知道，六艺之学在马先生看来，他特别强调六艺的兴发流行，他要实行性德的通透、酝酿、流行、彰显、发用。为落实这个道理，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吸收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五至”与“三无”。“五至”呢是讲，意志到了、诗的修养到了、礼的修养到了、乐的修养到了、然后丧礼的时候哀痛到了，这五种心理状况都到了。“三无”的境界呢，他讲有有声之乐、有无声之乐，有有体之礼、有无体之礼，有有服之丧，有无服之丧。他肯定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和无服之丧。也就是在孔子思想里面有一些面向超越的体悟。这也是从王阳明到马一浮的体悟。
这些思想展现出性德流出六艺的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这个六艺的兴发过程，展开出来是非常全面的。我们讲诗歌，读《诗经》。《诗经》是“诗以道志”，把志向抒发出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乃至于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都是《诗》的修养的事情。所以，《诗》以道志，发而为言。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描摹了世界万物的情感，但是内心的至诚恻怛之心、仁德之心不是浮泛的，不是伪饰的，这个就是诗教培养我们的一种修养的工夫。所以诗歌能道出我们的志向，诗言志，歌咏言。
他接着说“《书》以道事”，这个“事”是历史的大事件，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是《书》的事情。我们研究《书》经，研究这些文告，然后讨论这些经国大事，本身也有治政者的修养在内。
《礼》也是这样的，“《礼》以道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凡是日用之间，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开车，怎么生活，怎么符合公共安全秩序，这都是礼。不违其节，一些细微末节的具体化规定，这都是礼。
“《乐》以道和”，音乐是养育我们的，从声音的相感中养育我们的一种和谐性。《礼》有分别性，《乐》有和合性。从声音的感通中，从心灵的感通中，我们来会悟这种和合的心态，一种欢欣鼓舞或者悲哀的心态，我们用《乐》把它表达出来。“《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些都经过他的诠释，六艺就成为真善美的生活世界中内在相通的方方面面。
所以马一浮先生把六艺普遍化了，“六艺”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经学形态、学术研究，它更是中西人类性德中所本具的生命义涵、文化脉络。只是在他看来，西方思想因为缺乏“性德”的向度，所以对于普遍的六艺之道，尚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因此需要国人自尊自重，对自身传统所孕育出来的六艺之教有深切理解。
所以，他指出阐扬六艺并不仅仅是“保存国粹”，而是要“使六艺和六艺之教这种文化普遍的推动到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这对于国民来说，对于全球来说，为全人类的意义危机贡献出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学问、修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只知道向西走，不知道我们自己文化内在的宝藏。马一浮先生从六经里面发现了六艺之教，发现了很多丰富的、有内涵的东西，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可以贡献给世界，它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礼教，《礼记》里面讲开门、关门都有礼。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年轻人，他开门关门的时候，不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人，外面有没有人，如果有人，帮后面的人把门支一下。我们古代的礼仪怎么讲呢？当你到别人家里去的时候，门如果是开的，那你离开的时候门也要是开的；若门是关的，在离开的时候门也是关的；如果后面的人要进来，不要把门关死，你要考虑到后面的人还要进来，我们看这就是一个普遍的道理。
这虽然是《礼记》里面讲到的我国古代开门关门的礼节，但是萧公权先生认为，这是全世界普世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到西方去，西方的开门关门也有道理，我们有干部的参观团到美国去，他们不懂得美国的风俗，一位黑人看见我们的人来了，他很有礼貌地把门扶一下，示意下一位。我们这一队人的第一个人应上前一步，有礼貌地谢谢别人，继续把门扶一下，就这样一个一个跟着走。但是我们这一队人却鱼贯而入，这位黑兄弟一直扶门到我们的人走完，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古人的礼太啰嗦，太繁琐，其实古人的礼很普通，你在《礼记》里可以读到吃饭怎么吃，抟饭怎么抟，咀嚼的时候不出声，喝汤怎么喝，坐应怎么坐……小孩子从三、四岁的时候就要学这些基本的规范，这就是礼。马一浮先生讲，我们六经里面有大量的精华的东西，只是国人不识宝，一味地去学习西方。西方也有礼俗，我们也要尊重。
所以马先生的“经典诠释”“本体诠释”，不只是他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在小范围内，所谓精英阶层里面讲的东西，也是对大众的对话。所以他对生命的安顿，经学的讨论，也有对普通人有意义的内容。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叫国学讲座，那马先生讲什么是国学呢？今天有算命的“国学”，有赚钱的“国学”，今天国学这个名称在国内的名声也不太好听，因为什么人都讲国学，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国学是什么呢？这是前修不得已，在近代从日本借用的一个名词，就是旅日的那些如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化人因为不得已，面对西学的冲击之下，国人之学没有办法讲了，他们只有借助于日本人讲的“国学”这个名词，来讲我们中国的学问。
后来就有人讲，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这种解释，在学科上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清楚，所以这个“国学”，现在教育部还没给我们“户口”。
但我们之所以要讲国学，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肢解性的学科体系中，在今天的大学结构中，没有国学、经学的地位，没有中国本土学说的地位。你说文史哲，文史哲把我们的经学怎么放呢？你说《春秋左传》、《史记》只是历史系的吗？《诗经》只是文学系的吗？当然不是，《诗经》、《左传》、《史记》是文史哲都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学科，按照西方分化的学科分类，按照现在的学科制度，对我们本土的学说是十分有害的。
近现代学界对国学是缺乏脉络清晰的，义理圆融的界说，导致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隔阂。在抗战军兴的时候，马一浮先生出山讲学，《泰和会语》，《复性书院讲录》，讲国学。他说：“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使诸生知所趋向，不致错了路头”。针对“科学保存国故”的说法，他强调“活泼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国学大方向。因此，他认为要楷定国学的范围。世人要么以国学为传统一切学术，这就难免笼统之嫌；要么依四部为名，又缺乏义理导向，因为四部只是图书分类法。因此他重新“楷定”国学，非常有意思。
他楷定国学其实就是六艺之学，其实就是经学。我们今天希望恢复国学，也就是恢复经学。因为经学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地位，而经学又是国学的源头。所以马先生解释我们两千多年来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经之学。他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还讲清楚了六艺与先秦诸子之学、后世四部之学的关系等等。
四、哲理诗与诗性人生
最后我们简单地说一下马一浮先生的哲理诗和他的诗性人生。他海纳百川，气象博大。他的最高成就，我们认为还是诗歌，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先生、徐复观先生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程千帆先生说他的诗非常了不起，比之于谢灵运、杜甫等等。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先生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先生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先生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当然他有他独特的书观，他认为书的文字、语言其实都是可以随说随扫的，“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入无余。”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
哲学家爱辩说，爱著书立说，但其实这些语言文字本身常常束缚了我们灵动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语言来表达自己，但是思想、生活、本真不是能完全用语言和书籍能表达出来。所以无限的宇宙情调，人生的本真状态，无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辞加以表达。所以叶燮先生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所以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马先生一生写了很多哲理诗，我们认为是他的最高成就。宇宙、社会、人生，沧海桑田，变幻无穷。这都是无常。
马一浮曾对画师说过：“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六经所述的就是中国人的常道，世界人的常道。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很难体悟，我们在安静的地方去观群动，我们在微细的地方去默察流动不息的外在境界，所以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真常。因此马先生认为张横渠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东西还是要我们去体验的。中国的诗学，一讲空灵，二讲充实。儒家讲“充实之谓美”，儒家道家佛家也讲“空灵的意境”。马先生的诗并不限于就诗论诗，而是透豁出诗歌这种微言妙语，它植根于性德的感通、存在的觉悟、生命的畅发，因此他特别注重融会儒释道三教来说诗与作诗。
他继承孔子诗教的“温柔敦厚”之风，提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的观点，性德、心体之感通，自在无碍，丰富微妙，可谓“诗如风雨至，感是海潮生”。同时，他又融会了中土佛教思想，如通过华严宗“一真法界”之说，显出“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诗与法界互出互入的道理；他还消化了天台宗的一些思想，也消化了禅宗的思想，特别是禅宗的“截断众流”“随波逐流”“涵盖乾坤”三句，也用禅宗的讲法来讲诗论。
综合言之，马先生已然参透、融通儒佛道之思理境界，所以他的诗歌博大深纯，精微畅朗，不是一般世俗诗人可以比的。他是真正的诗人，一代诗哲。
总之，人们向往一种诗意的境界。本真的生存乃是诗意的。马一浮的诗，不仅儒雅、豪迈、悲壮，而且他是以崇高的“仁”德为向度的，同时又有道禅的逍遥、机趣、空灵、澄明。他曾经为熊十力题了一副堂联：“毗耶座客难酬对，函谷逢人强著书。”三十年代挂在北平沙滩银闸胡同熊氏寓所。《维摩诘经》和《道德经》之后，佛典道藏浩如烟海，哲学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仍然要借助于言说而达成。诗的哲学与思的哲学之间的挑战和应战，还将永远继续下去。
马一浮怀抱着以理想之美改正现实之恶的志向，希望众生转烦恼为菩提，飘逸之中又有入世关怀。所以在马先生的诗中我们读到了不可言说与言说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烦恼与菩提之间的矛盾。人生及其哲学总是处在无穷的矛盾之中。马先生的学问、马先生的一生、马先生的诗歌，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来解读并超越这些矛盾。
我们知道马先生高洁的人品、醇而雅的诗歌、他的博大的学问，不是我们一次讲座就能说完的。我们细读马先生的书，它是灵动的，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之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请各位批评指正。
（这是郭齐勇应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浙江省文史馆邀请，于2015年6月12日晚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所作的演讲。此据录音整理。）
（摩罗编辑）